如同去北京的人第一次去北京而沒有專門去天安門等於沒有去過北京一樣。是否「白相大世界」是鑒定它是否來過上海的一個衡量標準。這同樣是一種社會生物習性使然。而之所以會形成這種習性，是由「大世界」這樣一個特殊的地理景觀所擁有的特別的價值和意義決定的。在那樣一個往日的時間裏，它意味著一種經歷：現代性體驗，是一種走過大碼頭、見過大世面的標誌；而對上海本地人來說，這是他不斷地得以炫耀的一種身份確證和文化認同，必須不斷地重復行為以加強這種身份的「宗教意識」。

表面上的大眾娛樂和廟會式的狂歡，在構成了舊日上海一幕永不落幕的生活場景的時候，也養成了在那樣一個時間裏上海人所特有的空間行為，在那樣一個地理上的生物習性，並且不斷地改變著，造就著上海人的生活樣式和生活態度，從而使得「大世界」或「白相大世界」成為上海人最典型的無界別公共話語。雖然，一個世紀以來大世界在地理位置上沒有發生任何的空間挪移，但是，作為一種城市的地理標誌，以及在這期間形成的文化景觀卻始終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這種變化是上海城市和文化變化的一個縮影，同樣也是上海人的文化生物習性變異的一個縮影。「大世界」是近代以來最代表現代文化娛樂業的城市景觀和地理符號。濃縮了一部近代以來的上海文化發展的歷史，尤其是上海、乃至中國現代娛樂業發展的現代性。

深圳的大芬村原是一個地處深圳偏遠地區的一個小村莊，面積不過0．4平方公里，原居住村民300多人，長期以來以種田為主是他的主要生產結構和社會結構。1989年香港某畫商把油畫加工、收集和轉銷這項特殊的產業帶到大芬村，從而形成了以典型的「三來一補」為主要特色的深圳「大芬油畫村」。以油畫產品的來料加工而形成的文化產業形態，不僅為大芬村帶來了脫貧致富、轉變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刻變化，對大芬村的社會發展和居民生活造成了深刻影響，而且對大芬村的整個社會生態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出租房屋幾乎在一個晚上改變了大芬村農民的長久的農作習慣和生產方式。財富和收入來源方式的改變，改變了大芬村人的生活習性。收受房租成為大芬村村民的主要生活方式。大芬村原有的空間功能以及生存方式的改變，不僅改變了大芬村聚落發展史，而且改變了它的功能特征及其景觀話語。時空匯聚被壓縮在同一個空間，使得大芬村的歷史地理被徹底改寫，在這個過程中大芬村和大芬村人「被文化產業」了。同樣，大芬村因文化產業而興業有可能因文化產業而衰。

我們不能設想一旦支持大芬油畫村興起的市場因素不存在了，那麽因油畫加工復制產業而興起的大芬油畫村留給我們的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呢?已經在這個過程中被改變了「文化習性」的大芬村人又該尋找怎樣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並適應自己已經改變的文化習性呢?正如美國的底特律市因汽車工業而盛也因汽車工業而衰，中國的阜新市因煤而盛而衰一樣。因產業的轉移而導致的一個地區空間功能的轉換，它帶給我們的地理問題將是巨大的。因產業的轉移而導致的一個地區空間功能的轉換而帶給我們的人的「文化習性」的遷徙所造成的問題可能更大。

這是因為，在現代中國，任何一個歷史地理問題都可能是一個社會發展與穩定問題。因此，如何在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和積極興建文化產業園區當中，確保文化產業發展與歷史地理發展的可協調性、可持續性，確保歷史地理正義，在實現當代人的正義的同時，實現多代人的正義，⑺就成為現階段以及今後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必須認真對待的一個不容回避的戰略問題。

⑸《「惡搞」甘地視頻激怒印度》，2007年1月15日《新華每日電訊》。

⑹2004年8月12日《參考消息》：《莢專家指責好萊塢篡改歷史》

⑺鄧正來關於「一代人的正義現」與「多代人的正義觀」理論，是對羅爾斯「代際正義」理論的進一步拓展，對於思考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見《全球化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轉型」》，2009年8月9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