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總部位於帕洛阿爾托的在線支付公司PayPal遇到一個大麻煩：一夥俄羅斯犯罪團夥對公司實施詐騙，數額高達每月300萬到400萬美元。PayPal創立者皮特R26;泰爾和同事喬伊R26;朗斯代爾意識到，他們必須開發出一款系統，更好地追蹤PayPal資金流向。簡單標記個人交易和用戶已經遠遠不夠。滲透者的適應性發展迅速，上一個虛假身份失效了，就會更新用戶身份，並選擇一個新的地址。泰爾和朗斯代爾知道，如果他們能更好地記錄每筆錢如何流入系統，又如何流出，何時支付，買了什麼，他們就可以看到整個過程中接觸到了什麼。

他們開發出一套新程序來解決問題。俄羅斯犯罪行為被擊破，詐騙終止了。而正是這個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找到了用於拖延時間的方法。從中央情報局投資分支機構In-Q-Tel獲得註資後，他們建立了帕蘭提爾技術公司，命名依據是《指環王》中的魔法球（Palantir也意指“魔法球”——譯者註）。

2012年8月的一天，天氣晴朗，我來到帕蘭提爾總部，大廳裏有很多年輕的編程員，墻上布滿塗鴉。而將帕蘭提爾標示為一個軍事和警務服務供應商的唯一特征，是前廳裏幾位肩膀寬闊、執法者形象的工作人員。我與公司發言人和隱私專家科特尼R26;鮑曼會面。鮑曼有著深厚的數據建模經驗以及哲學背景。在帕蘭提爾工作時，後者的價值與前者相當。

如今，帕蘭提爾是一個為不同執法目標和機構協調和管理文件的平臺，就像保密或重要信息的操作系統。公司本身並不用收集證據、探訪調查，而只是提供軟件解決方案，融合、提煉信息，尤其是在大量數據庫和參與者之間實現信息可視化。

如果你是本地執法部門人員，對最近槍案有個疑問，可以打開桌面上的帕蘭提爾界面找到相關記錄，包括逮捕記錄、嫌疑人網絡，甚至最近的追查記錄。但是，系統不會給所有人提供同樣的權限，因為各部門和代理機構的許可級別存在差異。然而，如果你想知道某個記錄的來源，最後更新的是誰，系統也可以給你答案。如果你想看看某個人是如何同時牽涉到某個案子或交易中，系統也會在證據之間測繪關系圖。

“帕蘭提爾的作用在於，”鮑曼說，“從筆錄管理系統、逮捕檔案和其他很多來自警方的合法數據渠道，獲得模型結果或熱點意見、犯罪前科記錄，並綜合所有信息，重演犯罪發生過程、定位嫌疑人或行為模式。”

比如，你在網上觀察兩個嫌疑人，他們有好幾種方式可以發生關聯。A有特殊的購買行為，比如，搶劫銀行前買了12卷廁所卷紙。第二天，B也到便利店裏買了12卷廁所卷紙。我們有理由推測，他可能也想搶銀行。但是，這不構成逮捕證據，只是暗示了一種潛在行為模式。連接跟蹤（ConnectionTracking）手段在情報工作中是極其有效的，即便能觀察到的僅僅是某種連接。2003年，美國軍方花了好幾個月試圖從薩達姆R26;侯賽因的高級軍官和內部成員口中探聽到他的下落，但沒有取得實質進展；後來，他們運用了一種叫i2的社交網絡繪圖工具，分析他幾名司機之間的聯系。後來，終於鎖定了提克裏特的一個農舍，並成功抓獲了薩達姆。

戰爭期間追蹤一名獨裁者的社交網站沒什麼奇怪，但是分析數百萬美國人之間的關聯就顯得有些爭議了。這正是奧巴馬政府準備開始做的。行動隱秘的國家反恐中心（NCTC）例行公事地記錄個人交易信息、航班信息和其他普通美國人的數據，盡管他們從未犯罪或有犯罪嫌疑。這一做法已經持續了5年，理由含糊其辭，說是這些信息有利於未來的調查取證，雖然采集信息當時並沒有任何相關、充分的理由。

這一交易監管系統的對象是“恐怖分子身份數據市場環境”（Terrorist Identities Datamart Environment，TIDE）黑名單上的人，這個數據庫中羅列了已知的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嫌疑人、與嫌疑人有某種關聯的人（養蜂人、小學老師等）——共有50多萬種可能的連接方式。政府也給自己放權，在各部門甚至其他政府間分享數據，雖然根據《1974年隱私法案》，這一行為是禁止的。

如果擴展監管範圍舉措在法律、技術和公共關系方面的成本都維持在現在的低水平，可以想象，執法部門會拓展連接和交易網絡監管。但是，並不是所有執法中的連接跟蹤都是令人擔憂或充滿爭議的。比如，你是一名調查員，某個幫派裏的無賴，就叫他約翰R26;傑特吧，被人謀殺了。你現在已經知道，他是在周五晚上的草地上被殺的。因為這件事關系到一個團夥，所以你不僅想查出兇手，還需要推斷，在敵對幫派（鯊魚幫）成員中，誰最有可能成為報復性打擊的受害者。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你必須分享各部門信息，甚至根據相互聯結做出推斷。但是，這一情況下，你可以調遣某個反幫派特別行動組，在特定時間前往特定地點，不用擔心侵犯到任何人的公民自由。

國家反恐中心或許不認為要對公眾負責，但帕蘭提爾脫不了幹系。這就像一個貝塔測試，提供某種反饋，幫助帕蘭提爾改進系統，使其變得更有價值。鮑曼解釋說：“政府會聲稱，收集可疑行為報告非常重要，因為你無法預知這些信息何時會體現價值。隱私倡導者會跑過來說：‘那麼，請向我證明，（具體某個人的私人信息）何時可以真正變得有價值？’如果我們可以利用此平臺表明，什麼情況下這些信息被用到，那麼就能開始縮小這兩個組織之間的差距，並解釋為什麼這些是有價值的信息。”

帕蘭提爾下一步計劃是，在未來幾年內，推出一種建模產品，幫助實地作戰的執法者們判斷，目前掌握的信息是否足以提起訴訟。如果你可以對訴訟案件建構數據，正如聖菲研究所裏一些人正在做的那樣，你就可以推測出庭審案件的成敗概率。換言之，未來不久，我們不僅能提前預測犯罪的發生，還能提前判斷法庭審判結果。

如今，我們說服自己，要獲得更安全的公共環境，必須放棄自由。但是，或許不遠的將來，孩子們認為這一交換是非必需的、缺乏想象力的。我們在利用公共數據和個人數據的同時，可以既給個人授權，又不會讓他們感覺暴露隱私或處境危險，而我們似乎低估了這一事實的可能性。去了解一下本地部門如何利用或計劃利用現今的分析手段。創建一個臉譜網主

頁，討論一下，為了更安全的環境，我們是否應該提交更多數據給本地警察局。或許沒人搭理你，或許你會驚喜地發現，一群明智的公仆正期望更多公民的參與。如果警察局長開始考慮收入、就業、住房密度、教育、稅收，甚至城市規劃如何影響到搶劫、襲擊、謀殺的發生，那麼他們似乎就不僅是警察，更像是社會學家了。

除了紐約，當屬孟菲斯的前瞻警務系統發展最成熟，它幾乎影響到了城市中所有人的生活。但是，該系統未引發群眾抱怨、法律訴訟或其他任何爭議。詹尼科斯基將此歸功於外勤工作。過去2年中，他和副警長共走訪了200多個社區，到社區挨家挨戶敲門，召開會議，告訴大家他們在做什麼，聽取大家的意見。在這些會議中，他說：“不管只有5個人還是500多號人，我們的做法是一樣的。我們解釋手頭的工作、開展工作的理由、希望得到什麼結果。通過外出走訪、和群眾解釋，‘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我們從未遭遇其他城市可能遇到的阻礙。”

或許有人會質疑說，詹尼科斯基這麼做的同時放棄了戰略優勢。他可能向潛在犯罪者透露了太多信息。詹尼科斯基說，正因為他們共享信息、主動走向公眾，而不是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這個計劃的存在，他們才得以獲得群眾支持。而要想項目最充分地發揮作用，公眾支持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