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考慮另一種選擇柏拉圖主義者。這里的重點不是新鮮而是善良。要創造一個有意義的自我，你講述的人生故事必須是圍繞具有客觀價值的東西展開的。在柏拉圖看來，它必須是朝向永恒的善的欲望萌芽，一個我們可以模糊地從出生前回顧的東西。（這是一個故事，比如英國大詩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在《不朽頌》和長詩《序曲》中講述他自己的故事。）

對於當代哲學家蘇珊·沃爾夫（Susan Wolf）來說，有意義的人生故事必須是充滿激情地，投入到一項具有客觀價值的事業中去。沃爾夫寫道“人們僅僅不懈從事自己喜歡的事中還是不夠的，你喜歡做的事必須本身具有善的價值。”如果你對自己喜歡的東西的價值有錯誤認識，如果你投身於侍奉一個假神、蹩腳的藝術理想、邪惡的意識形態或者偽裝成浪漫愛情的惡棍，你或許覺得人生有意義，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柏拉圖主義者希望在敘述上添加一個外在的制衡條件，你依靠它塑造你的自我。你的故事必須不僅從內在來說具有連貫性，而且必須和超越你本身的價值現實聯系起來。但是，超越多遠？你應該根據所在部落的價值觀確定你自我定義的善嗎？還是依據你出生的社會的價值觀？還是大多數開明者都贊同的價值觀？還是所有這些價值觀都是虛幻的或謬誤的？

柏拉圖毫無疑問相信存在超驗性的和永恒的善，人們客觀地講作為我們個人敘述的意義基礎的那種價值觀。但是，甚至求助於客觀的善的當代哲學家也承認，他們不能對這種善，或者我們如何認知這種善給出令人滿意的描述。正如沃爾夫承認的那樣，這仍然是“哲學上還沒有解決的難題。” 

所以，當我們說到自我創造，無論柏拉圖主義者還是尼采主義者，都讓我們處於概念傾斜和搖晃之中。兩者都沒能提供行得通的判定這個任務成敗的標準——雖然兩者都向我們保證這個任務對於我們生活幸福和有意義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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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他們在這個共同的假設方面都錯了呢？從一開始，我們就假設讓蘇格拉底和豬區分開來的東西，是蘇格拉底有自傳性記憶，這些記憶給了我們建構一個隨著時間擴展的從生到死的自我所需的原材料。我們被告知，這個建構自我的任務非常艱巨，而且擔憂它可能干擾了我們享受豬一樣的關注當下的快樂。但是，這是必要的。 

但是，存在一些不贊成的聲音，他們堅持我們能夠在沒有這個自我的情況下過一種完美幸福和有意義的生活。他們的靈感來自諸如皮特拉克（Petrarch）、蒙田（Montaigne）和普魯斯特（Proust）等人物，他們都是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經歷時間洗禮的碎片化生活，單個人的生活構成了自我的連續發展變化。當今這些聲音的最突出代表是英國哲學家加倫·斯特勞森（Galen Strawson），他驕傲地宣稱自己是“鬆散片斷組成的情景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