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主義者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尼采本人了。

他的絕對命令，正如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說出來的話，“將過去的我重新塑造成為將來的我”。尼采主義者堅持認為要展現自己獨特的個性，意味著要成為某種新人。要在這個生存任務上重取得成功，僅僅回顧過去生活中的偶然性記憶是不夠的，你必須創造新鮮的隱喻，把這些偶然性統一起來變成敘述的整體，一個值得追求和確認的目標。

你必須成為剛剛去世不久的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說的，你自己的人生的“強悍詩人”。否則，你的塑造自我的事業將不是推出世界上的新東西，而是模仿他人的復制品或者贗品——這種可能會讓你遭受“影響焦慮”的困擾（如果繼續使用布魯姆的術語）。（尼采本人在他不斷攻擊蘇格拉底和嶄新人類形式的哲學範式的過程中，或許已經暴露出他本人也深受影響焦慮的困擾。）

從記憶的偶然性中塑造自我的尼采式竅門有些過於模糊了，對人們的幫助作用不是很大。而且它有些稀罕寶貴，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是說明問題的例子，他相當於晚年的尼采，喜歡談論創造自我是“一門藝術”，或者聽起來可能有些平淡的“成為你自己。” 

但是，僅僅有獨創性就夠了嗎？如果獨創性是你的犯罪行為或你的殘忍呢？希特勒在被困於地堡中走投無路的時刻，回顧自己的人生經歷時或許肯定自己年輕時做出的決定，不是要成為平庸的畫家而是要創建持續千年的大帝國。他的自我敘述的確夠具有創造性的了——或許可以說是強悍詩人的傑作。它因而產生了有意義的自我了嗎？有些哲學家一直願意抓住這個令人煩惱的問題。

哲學家亨利·法蘭克福（Harry G. Frankfurt）寫道“他的人生是如此令人恐怖地缺乏道德的事實，可能真的對我們給那種生活賦予某種價值產生不了多大影響。我很遺憾地透露，不道德的生活作為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當然，人們可能同意殘酷無情總是平淡乏味和派生性的自我敘述所需要的東西，正如《我的奮鬥》揭示的那樣（雖然日本男女雙人組民謠團體亨伯特·亨伯特（Humbert Humbert，其曲風輕鬆歡快，充滿了對生活的幸福感，亨伯特來自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作品《洛麗塔》中的主人公——譯注）可能成為更棘手的考驗。或者人們可能尋找一個比尼采式單純的獨創性更嚴格的標準來評判統一人生的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