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無論是「對純粹假象作無關乎利害的自由評價」，或者那些「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論述，其實都可看見席勒受到康德哲學的啟發。席勒更在這封信的註解裡用了「內在立法」的話語：「從純粹的無法則性到獨立自主地於內在立法還有很大的一步，而且還必須加入一種全新的力量（即觀念的能力）到遊戲之中」（席勒2018:  237）。在此段內容中，席勒循著審美自由遊玩的脈絡，提及人於「內在」中立法，這顯然是對康德第三批判之挪用。康德認為美學判斷不同於理性判斷或道德判斷，因為美學判斷力不對自然或自由立法，而只是對自己立法；它不能產生對象概念，卻是奠基於先天原則，所形成的主觀且普遍的條件。康德說：「所以判斷力對於自然的可能性也有一個先驗原則，但只是依一主觀的關注或顧慮而被裝備以先驗的原則。藉賴著其如此被裝備，判斷力並非把一法則（當作autonomy）規劃給自然，而是把一法則（當作heautonomy）而規劃給其自己，以指導其對於自然之反省」（康德 2004:  18；康德1992:  135；Kant  2007:  21）。12  這“heautonomy” 即「自律之為自己而律──而立法」，即康德用以區別「純粹理性為自然立法」的“autonomy”。13 席勒把康德「自律之為自己而律──而立法」的美學加以擴充詮釋，變成了「獨立地內在立法」的「遊玩趨力」，強調主體在各自的情境中，可以保有審美的「自由」。

12 此段首句採用鄧曉芒翻譯，其餘採用牟宗三翻譯；但仍將「先天」一詞統一譯為「先驗」。

13 牟宗三將“heautonomy” 譯為「自律之為自己而律──而立法」，將“autonomy”譯為

「自律之為別的而律──而立法」，並指出「判斷力之立法是屬前者，知性與意志之立法是屬後者：如知性為自然立法，意志為行為立法」（康德1992:  136）。鄧曉芒指出

“autonomy” 意為「自律」，“heautonomy” 則為「再自律」（康德2004: 18）。

洪席耶所以對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通俗批判」採取質疑的態度，且借道席勒以返回康德，根本原因在於他要把個體的審美自主權給爭回來， 而不是將人限定在各式各樣的「警治」與社會學邏輯裡。這樣的思想風貌，或說這樣的一種初衷或心情，大致即他所言：「以我個人來說，我一直努力服從一種簡單的道德原則：不要把人當白痴，無論他們是安裝地板的工人還是大學教授」（Rancière 2004: XXVII）。

四、「幻化－遊戲感」與「懸置的自由遊玩」

（一）布爾迪厄的「幻化－遊戲感」

洪席耶對布爾迪厄的批評，集中在個體「自主脫離社會經濟預設」之可能性上；他認為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進路，降低（甚至取消）了人在品味上的審美自主性，徒然受制於社會既有建構（Nordmann  2006）。然而，洪席耶的批評合理嗎？布爾迪厄真如洪席耶所批評的那樣，降低了個體的自主性嗎？

在這一點上，批評布爾迪厄的學者不少，例如甘恩（Mike  Gane）直指布爾迪厄的理論其實坐實了馬克思主義，不僅將文化品味視為階級的反映，甚至暗示品味的區隔將會複製階級結構（2003:  172）。事實上，在

《區分》裡，布爾迪厄確實傾向將品味的形成歸因於社會場域的形塑；但到了《藝術的法則》，布爾迪厄似乎意識到此爭議，是以開啟了創作主體與場域自主的討論。之所以會出現這兩種論調，許嘉猷指出：那是因為布爾迪厄的文化場域同時站在雙重的「矛盾階級位置」14 ──既受權力場域宰制，又宰制勞工階級（2004: 423）。

（本文作者廖育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原載：中外文學‧ 第48 卷‧ 第1 期‧2019 年3 月‧ 頁12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