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滯後與藝術的財務問題〉一章，討論藝術生產力滯後所帶來的問題以及如何緩解的方案。1，相對於制造業，現場表演藝術與若干服務行業一樣，屬於“生產力滯後”的行業，因為表演者的勞動就是產出，其生產條件本身阻礙了生產力方面的任何實質性改變。其結果是現場表演藝術的門票價格不斷上升，並使負責多數現場表演藝術活動的非營利公共機構處於持續的財政困境當中。

2，有三個辦法可以抵消生產力滯後效應的後果，一是提高生活水平以緩解標價上漲的問題，二是規模經濟的影響，即增加演出場次以降低產出的單位成本，三是大眾傳媒的收益，即通過唱片、電影、廣播、電視、衛星系統和電纜系統、錄像機、激光唱盤與激光視盤等非現場表演藝術市場的收入，彌補因生產力滯後而給現場表演藝術在預算方面帶來的不良影響。

3，與大眾傳媒競爭投入要素。大眾傳媒可能給現場表演藝術帶來潛在的收入，但它也哄擡了它與現場表演藝術都要使用的專業投入的價格，此即“大眾傳媒的工資效應”。由於勞動力市場上的雇傭競爭，這里的“工資效應”從大眾傳媒轉向現場表演藝術，成為生產力滯後效應的副產品。

4，是否存在“藝術赤字”？對於投入要素成本的提高，公司原可以通過節約這些昂貴資本的投入來作出回應，也就是通過引發“藝術赤字”來減少其財務赤字。這種情況可以發生在建築、設計等藝術領域，因為這些藝術的從業者可以調整其“作品”。但這在表演藝術中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希望因為升高的勞動力成本而減少某一劇目的演員。如果現代藝術團體在財務方面不再擁有為我們表演過去偉大藝術作品的能力，它就將形成一項藝術赤字。這種情況確實發生了。

上述內容是海爾布倫和格雷《藝術文化經濟學》一書最具“經濟學”的部分。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此書回避了有關藝術價值、意義或內容的分析，“藝術經濟學”仍然遵循一般經濟學的邏輯。兩位作者坦承這一點：“我們用了和經濟學家分析鋼鐵、食品或保健行業一樣的分析方法來研究藝術文化行業。我們首先著眼於行業的歷史性增長，接著考察消費、生產以及藝術市場的運作，藝術產業的財務問題以及公共政策的作用。個別章節也把藝術當作一個專業，來分析藝術在當地經濟中的作用以及文化藝術與大傳媒之間的關係。”[12]盡管在具體論述中，兩位作者都一再指出藝術之於制造業等行業的不同，但他們從不懷疑經濟學之於文化藝術的適用性，他們所謂的“藝術經濟學”就是研究藝術活動中的經濟行為。以第四部分“對藝術的公共政策”為例，他們確實涉及到藝術的政治經濟學，但他們之所以討論“對藝術的公共政策”，還是圍繞政府是否應該對藝術進行補助這一經濟方面來展開。

其實，相對於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更關注與文化相關的權力與沖突方面，且把重點放在道德與規範問題上，因此可能比經濟學更好地處理文化經濟問題。英國學者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在評述了文化產業的各種研究方法（包括文化經濟學、自由多元主義傳播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文化社會學、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時，主要圍繞著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提出了文化產業研究中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三者之間存在著的兩層次的方法論問題。

第一，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現代經濟學多屬新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在政治上與新自由主義相應，而文化研究多持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左翼立場，因而文化研究者一般也都舍“文化經濟學”而取“文化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因其關注文化的所有制、權力、制度等方面，因而更能把握到文化的諸多面向。赫斯蒙德夫認為：“現代經濟一直受新古典主義的支配。新古典經濟學既不關注決定人類的需求和權利，也不介入社會正義問題；相反，它關注的是人類的需要如何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 ‘將人類幸福和對於經濟滿足的樂觀性等同起來’，許多文化經濟學家承襲自新古典經濟學的定假設，對於評估文化產業顯得過於貧乏了。此外，文化經濟學的……大部分文獻……不關心那些生產了我們所消費的大多數文化產品的產業，反而把焦點放在周邊產業上。此領域主要關注的是：表演藝術（主要是劇院）是否由於勞動成本提高而注定面臨窘境。……主流文化經濟學對諸如流行音樂和電視等重要文化產業的忽視，卻是很顯著的現象。”[13]

[12][美]詹姆斯·海爾布倫、查爾斯·M·格雷：《藝術文化經濟學》第2版（2001），詹正茂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頁。

[13][英]大衛·赫斯蒙德夫：《文化產業》（2002），張菲娜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