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主流文化經濟學的例證，赫斯蒙德夫提到了鮑莫爾和鮑恩的開創性著作《表演藝術：經濟困境》，這一批評當然也適用於海爾布倫和格雷合著的《藝術文化經濟學》。他認為，雖然近年來這一現狀有所改變，方法更加靈活，對核心文化產業開始關注，並且受到其他領域論爭的影響，“但是，主流文化經濟學的缺陷顯而易見，因為它無法說明本書所關注的文化產業的‘權力’問題，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對‘經濟組織和文本意義議題’之間的關係毫無興趣。”[14]對這些議題關注的是政治經濟學方法。不過，政治經濟學也有強烈的“保守”傳統，所以當代學者傾向於使用“批判的政治經濟學”一研究文化生產問題，其代表性人物戈爾丁（Peter Golding）與默多克（Graham Murdock）提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四個主要觀點：

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對媒介的研究是整體性的，它將經濟視為與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休戚相關，而非一個彼此分離的領域。

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對媒介的研究是歷史性的，它密切關注文化中國家角色、公司角色和媒介角色的長期變遷。

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對媒介的研究集中於“關注私人企業與公共預算之間的平衡。

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批判的政治經學不僅超越效率等技術問題，還致力於正義、公平和公共良善等基本道德問題。

這些觀點的核心，是正視新古典經濟學文化/道德視角的缺失，聚焦文化產業與各種權力的關係。赫斯蒙德夫認為，要真正弄清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獨特之處，還須補充兩點：

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文化是作為解釋權力、名望和利益不平等的基本論據，而被生產和消費的。雖然你不必是一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透過政治經濟學著作的論述，你對資本主義及其負面效應的認識依然是清晰的。

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文化產業的主要貢獻，是將“文化產業在多大程度上為權貴者利益服務”這一論爭納入學術的論辯範圍。因此，政治經濟學方法的中心主題一直是“文化產業的所有權和控制力”問題。通過控制文化產業組織，權貴對文化產業享有所有權，這是否導致文本的流通將服務於這些財大氣粗的所有者及其政府和商業聯盟？這個問題如此重要，以至於一些作家、老師和學生誤以為政治經濟的方法和下述觀點等同：文化產業組織確實是以這種方式為其所有者的利益服務。事實上，就連許多政治經濟學的著述者要想精確地說明這一問題也面臨重重困難及錯綜複雜的處境。[15]

因此，第二，相對關注文化的政治與道德問題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某種形式的“文化政治經濟學”也即“文化產業研究方法”可以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比如與政治經濟中“席勒—麥克切斯尼傳統”（Schiller Mc-Chesney tradition）相比，由法國社會學家米亞基（Bernard Miege）和伽納姆（Nicholas Garnham）等人首創的文化產業方法就更具有優勢：

1，文化產業方法強調了文化的局部商品化和不完全的商品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精確地描繪了文化生產的全貌。席勒—麥克切斯尼傳統假設公司與非營利的“另類”制作之間存在著一種極其簡單的兩極對立關係，因而低估了文化產業系統中的矛盾性。

2，文化產業方法不但能討論在宏觀層次上的整體經濟與文化產業之間的利害關係（席勒—麥克切斯尼傳統對此非常關注），還能將文化的產業化生產形式同其他產業化生產形式相區別（席勒—麥克切斯尼傳統對此並不關注）。

3，文化產業方法將文化生產視作複雜的、矛盾的、充滿競爭的商業過程，生產和消費不是被看作分離的實體，而被視而不為一個獨立過程的不同階段。席勒—麥克切斯尼傳統忽視了生產與消費過程的聯系和緊張關係。

4，文化產業方法將符號創作者——負責為文本輸入創意的作家、導演、制片人、表演者等作為描述的對象，強調指出他們所面臨的狀況，是文化生產的組織構成在市場結構的影響下，不斷集中、集團化和整合的結果。席勒—麥克切斯尼傳統對此沒有涉及。

5，文化產業研究方法在處理信息和娛樂兩方面都更為成功，而席勒—麥克切斯尼傳統主要關注信息媒介。

6，文化產業方法在處理文化生產和消費所處的社會關係中發生的歷史變動上，比席勒—麥克切斯尼傳統更為敏感，這是因為文化產業研究方法繼承了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歷史社會學觀點。[16]

[14][英]大衛·赫斯蒙德夫：《文化產業》（2002），張菲娜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頁。

[15]同上書，第35—37頁。

[16][英]大衛·赫斯蒙德夫：《文化產業》（2002），張菲娜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0頁。

[17]同上書，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