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主體的地方性和語境性概念和強調自然與文化的二元主義截然對立。 在概念上，宣稱自然是文化的產物， 不可能學習處於文化之外的自然，這對於地方文化甚至是危險的。 ③ 這種論述使未然文化的自然環境，以及文化與它特有的地方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得不重要。

另一方面，對文化在語境安置上的理解也可能會和自然科學、自然保護的看法相沖突。 為了保護自然環境，我們也應該保護它的非物質成分，即文化傳統，因為它支撐著這個環境，並增加了它的價值，這種思考方式有別於建立在荒野概念上的、二元式的自然保護。 在《風景和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一書中，西蒙·沙瑪（Simon Schama） 勾勒出了不同文化和自然環境中的各種關係，特別是討論了地方的自然環境被納入文化記憶、被文化采用並在文學、藝術和神話中得以反映的那些方面。④

我們可能時常會發現，如果不在解釋中考慮環境本身的模式和過程———或者說非人類動物的符號活動，或者說交流活動的結果，就無法對與自然相關的文化文本，如自然書寫、自然文獻、環境藝術作出解釋。 從符號學上來說，這樣的文化文本具有雙重的特點， 除了文本本身展現的意義，它們還包括了或者說指涉著環境中在場的信息。被納入文化記憶的那部分自然不可避免地屬於作為地方實體（local entity）的自然環境，通過對自然的描述，文化將自己和自然聯系在一起。 正如文化擁抱自然，使自然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並賦予它意義一樣，文化本身也開始和自然、和自然中的具體地方變得類似；也正如文化賦予自然以意義一樣，它也和它的自然環境變得相像。

五、結論

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文化語境的同一化。 地方之間的自然環境無疑是有所差異的，而同一化的過程使得人對於地方性的自然符號的適應性降低了。與主體和環境相關的信息的一致性會受到阻礙，或者更直白地說，人們不再明白如何在自然中存在。 同時，大眾媒體一直試圖減弱地方文化和地方自然環境之間的聯系，因為只有這樣，文化同質化這一全球化的先決條件才能實現。

要研究這樣的過程需要有合適的理論概念。符號學對符號和語境之間的關係討論良多，而理論生物學全面地研究了生命體和環境之間的關係。生態符號學源於這兩門學科能夠積極地參與對文化和地方自然環境之間關係的討論。這裡提出了地方性的概念，而語境、語境性的概念和它們在文化理論上的歷史以及霍夫梅耶的符號適應性觀念，都可以是可能的、適合的起點。


①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②Joseph W. Meeker,「The comic mode,」in Cheryll Glotfelty,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s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155-169.

③這種危險意識適用於所有「現代主義」的世界觀，這些觀點認為人只能從已經受意識所影響的世界中進行學習。

④Simon Schama, Landscape and Memory，New York: Alfred A. Knop,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