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盡管小說這種樣式不適合你，你卻很欣賞托馬斯•曼，甚至寫了一首叫《魔山》的詩。

米沃什：當我還是一個學生時，我對《魔山》就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里面有一個角色，納夫塔，他是一個耶穌會會士、一個極權主義者、一個啟蒙運動的敵人。我著迷於他。我有很強的左翼極權主義傾向，我被納夫塔對啟蒙運動的懷疑吸引。雖然在今天，我可能會站在小說里納夫塔的對手登布里尼那一邊，後者代表了啟蒙運動的精神。但是，我關於人類的洞察，比登布里尼更為灰暗。

采訪者：在被占領時期，你將艾略特從英語翻譯成了波蘭語。他的作品有什麽吸引你的地方？

米沃什：《荒原》充滿災難的元素。當時，在被占領的華沙，它有某種力量，充滿了崩潰城市的意象。這讓異乎尋常的閱讀，仿佛從燃燒的隔都【猶太人區】發出的火光照徹天空。它是一首深刻的諷刺詩，甚至可以說是一首辛辣的挖苦的詩。它於我的想象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是在《四個四重奏》里，我們看到的情況則是特殊而罕見的，我們看到一個人，經過許多掙扎之後，成功地和解，回到了他對藝術的信仰。我在倫敦遇到過艾略特，他熱情接待了我。後來我在美國看到過他，並將他的更多詩歌翻譯成了波蘭語。

采訪者：你是否如艾略特那樣，認為詩歌是對個性的逃避？

米沃什：對我來說，這一直是個恒定的問題。文學產生於對於真實的渴望——不隱藏任何東西，不是像其他什麽人那樣展示自己。然而，一旦你開始寫作，你就有了一定的義務，我稱之為“形式律”。你不能說出一切。當然，人們的確常常說得太多，沒有克制。但是詩歌必然帶來一定的限制。無論如何，你總有一個感覺，沒有充分揭示自己。完成一本書後，它出版了，而我會覺得，好吧，下次我會更好地揭示自己。而當下一本書出來時，我又有同樣的感覺。直到你的生活結束，就是這樣。

采訪者：在你的詩里，有很多自白。你認為自白會引起什麽嗎？

米沃什：我不知道。我從未進行過精神治療。就精神病學而言，我很是懷疑。坐在一個沙發上，說出我的夢，以及所有一切，而我很可能做不到，而且，它並不能通向什麽地方。

采訪者：你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米沃什：我每天早晨寫作，無論是一行還是更多，但是，只在早上寫。我通常把草稿寫在筆記本上，然後輸入電腦。我在寫作時，從來不喝咖啡，並且從來不會使用任何刺激物。我只適度地飲酒，但也只是在我工作之後。因為這些原因，我可能不符合神經質的現代作家的形象，但是，誰知道呢？

采訪者：你大幅修改你的詩作嗎？

米沃什：沒有一定之規。有時一首詩在五分鐘內寫成，有時則需要幾個月。沒有一定之規。

采訪者：你通常是用波蘭語寫作，然後把它翻譯成英語嗎？

米沃什：我只用波蘭語寫作。我一直只用波蘭語寫作，因為我認為，在使用童年的語言時，我對語言的把握是最出色的。

采訪者：你認為，你的詩能夠被很好地翻譯嗎？

米沃什：我通常自己翻譯，然後請我的朋友來修正，最近主要是羅伯特•哈斯，或者倫納德•內森。但是，基本的節奏由我決定，因為他們不懂波蘭的語言。我不相信我的詩歌可以被翻譯。我感到非常榮幸，我可以與美國的愛好者交流。他們中間一半的人，通常是有抱負的詩人。作為一個詩人，他們對我很欣賞。對波蘭人來說，更重要的，我是一個著名的人物。

采訪者：你稱自己為一個與外界隔絕的詩人。你不想擁有受眾嗎？

米沃什：我為一個理想的人而寫作，我想象那是一個變異的自我。對於是否容易理解，我不關心。我會判斷我的詩有什麽是必要的、什麽本身是適當的。我遵循我的節奏與秩序的需要，而且，我反對混亂和虛無，為了將多方面的現實盡可能地轉化為一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