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在你題為《歌》的一首詩里，女人渴望“沒有生銹的種子”。你和薇依似乎都是意指聖馬克福音（the Gospel of Saint Mark）中的芥末種子。

米沃什：是的。一粒芥末種子，的確是恩典、善良和神的王國——與世界相比，它很小。這是薇依的信念。那時吸引我的還有另外一個作家，列夫•舍斯托夫，他認為整個世界是由必然法則統治著。他反對斯多葛哲學。一個斯多葛主義者，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會說，默默地忍耐吧。但是，我們為什麽要逆來順受呢？舍斯托夫的觀點是，恰恰相反，我們應該反抗，大聲說不！他非常有力的一本書《雅典和耶路撒冷》所描述的約伯，與希臘斯多葛哲學非常不同，舍斯托夫的約伯，大聲說不。

采訪者：你認為，上帝從旋風里對約伯的回答是充分的嗎？

米沃什：不充分。它不是充分的。

采訪者：你認為約伯的神，和《新約》的神，是兩個不同的神？

米沃什：我不知道。我想，我們已經進入了沒有答案的領域。

采訪者：諾斯替教對待早期基督教精神的複雜性，是強調借由知識而拯救，而不是由信仰。你對諾斯替教的興趣，與你的詩歌如何相關？

米沃什：在基督教最初的幾個世紀里，這個新的宗教，對於受過教育的人，在很多方面被證明是不夠的，所以諾斯替教變得普遍起來。對於受過教育的人，那時諾斯替所做的，就像詩歌在今天所做的。但是，詩歌不應該淪為單純的唯美主義。在最重要的情況下，詩歌是對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探索。自人類的墮落起，善與惡一直就是人的屬性。最大的問題是：在那一刻之前，亞當和夏娃生活在哪一種狀態下？“原罪”是一個巨大而極其困難的哲學問題。列夫•舍斯托夫這麽說，而我同意，這一問題是不同尋常的，而且幾乎不可想象，那些原始的牧羊人，如何能夠想出一個如此神秘的神話，乃至一代又一代對它絞盡腦汁，直到今天仍然想不明白。

采訪者：在詩歌里你一直抓著一個問題：一個好的上帝，如何允許這個世界上存在邪惡。我們能夠通過理性、通過詩歌，為神辯護嗎？

米沃什：舍斯托夫說，有一些問題不應該問，因為我們沒有答案。西蒙娜•薇依為矛盾性辯護，通過她所稱的“超然存在的杠桿”。我自己一直很矛盾；我是由矛盾組成的，這就是為什麽，對於我來說，詩是比哲學更好的形式。

采訪者：西蒙娜•薇依對於宗教里廉價的安慰，充滿懷疑。

米沃什：她是一個非常嚴苛的人，很少容忍人類的弱點，對她自己尤其如此。在某種程度上，她是一個純粹的苦行者。比如，她把想像力的作用視為惡魔的運作而剔除，認為那是身患致命疾病而自認會變得好起來的人的幻想。可是，懷抱對於奇跡般的治愈的希望，這是非常人性的。為什麽因此拒絕它呢？在所有人性的事情上，我們都應該允許存在那樣的慰藉。

采訪者：你的朋友維爾托德•貢布羅維奇曾經在他的日記里寫道：“米沃什常常在遭受衝突、折磨，以及以前的作家完全不了解的懷疑。”你同意他說的嗎？

米沃什：是的，我同意。他特別提到我的那本《被禁錮的頭腦》，尤其是我與本世紀的惡魔——對歷史必然性的黑格爾式的信念，它認為歷史在沿著注定的路線發展——所進行的鬥爭。我寫《被禁錮的頭腦》，是為了解放自己，找到反對那種哲學的論據。這可能就是為什麽，他說我所進行的鬥爭，對於以前的作家，它們是前所未知的。

采訪者：你認為，什麽會有助於那種解放？

米沃什：我的小說《伊薩谷》，其中並沒有什麽政治性的東西。情節發生在大約1922年的立陶宛農村。它講的是一位神父，他有一個情婦自殺了，那個教區開始鬧鬼。我最近參觀了那個教區，這是我離開五十多年後，第一次回到立陶宛。那個女孩的墳墓位於當地的公墓，在我受洗的同一座教堂附近，那里發生了許多我在小說中描述的事情。但這部小說不只是關於童年的回憶，而是一種哲學小說，關於魔鬼、關於從歷史必然性與自然的殘酷性中實現自我解放的渴望。

采訪者：自那以後，你就一直沒有興趣再寫小說了。你跟體裁本身似乎有些不和。為什麽？

米沃什：小說是一種不純的形式。我在伯克利教書，講授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年了。他是一個天生的小說家，他可以犧牲一切；他不理會榮譽的義務。他會把任何東西放進一本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癡》里創造了一個角色，伊沃爾金將軍，他是一個騙子，由他講出的故事——說他在戰爭中如何失去他的腿、他如何埋葬他的腿，然後他在墓碑上刻了什麽。銘文其實取自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母親的墳墓。這里，你發現他是一個真正的小說家。我做不到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