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基本的原則也適用於第三點。《艾凡赫》長期極具生產性的接受表明了對早先提及的涉及猶太人的次要情節的令人驚訝的關注。正如各種戲劇版本的標題所顯示的那樣，許多舞臺改編強調了麗貝卡的角色並且將她作為主角。很多當代讀者實際上不滿於這一事實——麗貝卡被讀者認為是故事當中最有意思的角色，可她卻在小說末尾遭到驅逐。盡管她自己和艾凡赫之間產生了感情，但作為少數民族角色的她不適合新的秩序。換句話說，讀者體會到了故事當中一定程度的“文理不通”，由此，它作為“傳奇故事”的情感訴求與故事的結局相衝突。[7]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麗貝卡這一角色不斷地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不論是在戲劇還是電影作品中，而且在1820—1840這一時期的繪畫當中，麗貝卡不斷地被描繪。麗貝卡成為了邊緣化的象征。在一些例子當中，改編與“文理不通”交織在一起並尋找著調和的途徑。因此，各種劇本的結局稍有不同，其中的大多數都在麗貝卡決定離開英格蘭之前就結尾了；並且，在幾個例子當中，改編者實際上重寫了劇本，於是麗貝卡最終與艾凡赫成婚(在此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早的電影版本的結尾，結局是麗貝卡和她父親流亡到國外)。直至1947年，好萊塢的編劇嘗試讓麗貝卡嫁給艾凡赫，但即便在那時，它被證明是一個大膽的對原作的悖離，或者從歷史角度而言太過於不合情理，於是該計劃落空了。或許，對於故事的迷戀受到了對結局不滿的驅使。在1981年的一篇名為《敘事性在對現實呈現中的價值》(“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的重要文章當中，海登·懷特將敘事性的核心定義為“欲望”與“法則”之間的鬥爭，而它們的解決方法則指向現實可以是一致的這一幻覺。[8](P1-25)這一言論確有道理。對麗貝卡的接受證明了“欲望”和“法則”，或者說欲望與現實之間的鬥爭，作為敘事性主要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它表明了文化記憶中故事的韌性(tenacity)，或許是不滿意的結果，而並非原作提供的一致性上的幻覺。

作為故事與國家歷史的模型的《艾凡赫》已經失去了它再生的能力。但其他故事已然代替了它的位置。希望以上論述足以引發讀者對敘事，以及它們改編為新文本的長期變化研究產生興趣。這以前是民俗學研究的領域，但這無損於它在我們高速變換的多重媒介社會中的相關性，以及一直更新的對早期敘事的重新撰寫。

參考文獻：

[1]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0.

[2]Stephen Greenblatt. Ines G. Županov, and [et al.]. Cultural Mobility : A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3]Astrid Erll, and Ann Rigney(eds). Mediation, Remedi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Memory. Berlin: De Gruyter, 2009.

[4]Ann Rigney. The Afterlives of Walter Scott: Memory on the Mo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5]William St. Clair.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Ann Rigney.The Afterlives of Walter Scott:Memory on the Mov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7]Michael Riffaterre. Semiotics of Poet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8]Hayden White.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