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現代主義小說家似乎看見了這種“不幸”,於是他們盡力疏遠由頭而身而尾的情節,甚至疏遠情節本身。在現代主義小說中,情
節往往沒有高潮,情節線索平坦無奇,有時停頓不繼,徘徊不前,事
件之間的時間關系、因果關系不明。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風在吹》(The Wind Blows)即是一例。少女馬蒂爾
達一天早上醒來緊張不安,屋外刮著風。她準備去上音樂課,動身
前與母親發生口角。上完課,回家,路上見到其兄弟,與他一道走
到海邊。他們站在一起,看著水中的船。接著場景忽地轉到她與
兄弟乘船離家的時候。
顯然,情節中不見“揭示”(即不見“頭”),也不見高潮,結尾也
不給人以徹底的“釋然”,事件之間也不見因果聯系,讀者在閱讀的
期待中,可以得到“然後呢?”的解釋,但卻得不到“為什麽?”的答
案。以傳統的可讀性來衡量,小說或問題。然而,它吸引讀者卻另
有新法:小說第一個句子(Suddenly—dreadfully—she wakes up. 驀
然地———悸然地———她醒了。),字的位置、破折號的使用以及刺耳
的輔音,一齊暗示少女醒後的震驚和焦慮,共同形成一種張力,這
張力被帶入第二段少女的內心獨白,並貫穿於整個小說,直到以少
女的幻想而終的小說末尾。小說中,景與景平行,事件與事件並
列,使整個故事構成了一個大比喻。小說的結尾不能給人一種明
顯的釋然感,它不是依循序(或說依照一種邏輯)而終,而是戛然而
止:場景,事件,一切都聚終於一種瞬間的“頓悟”———少女幻想著
離家出走。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主義小說疏遠了情
節,但疏遠情節不是沒有情節,只是將情節淡化而已,情節已不是
個覆雜的謎,情節事件似乎已不那麽重要,事物好像是“原地踏
步”,無有進展或變化,就像《風在吹》那樣,直至頓悟的出現。此
時,情節的功能不在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不在設謎,而在揭示事
物的狀態,因此時間之序和因果關系已不顯得重要,重要的是關心
人物的內心世界,揭示他們的經驗與意識,展示他們的孤獨與焦
慮,但不刻畫性格。
與現代主義小說家相比,後現代主義小說家對待情節的態度
趨向極端,他們不僅疏遠而且背離情節。克萊爾·漢森(Clare Hanson)
說道:“後現代主義小說中的情節,常常要麽少得可憐,要麽多
得瘋狂。”[11]
所謂“少得可憐”,所謂“多得瘋狂”,實際都可理解為放棄情
節。如前文所述,情節事件的敘述往往形成一種序(order),有了序
便有了中心,而後現代主義小說家是不相信中心的,他們認為現實
世界裏沒有中心,所謂中心是形而上的東西。後現代主義小說家
只相信相對主義和不確定性。如果序因情節而生,那麽沒有情節
便不會有序,沒有序便不會有中心,而沒有中心事物就處於不確定
之中。換句話說,情節越少不確定性就越大。另一方面,情節越多
不確定性也越大。此話看似矛盾,實則不然。因為情節多了,彼此
之間就自我消解,故而中心不能確立。舉例來說,一部小說同時出
現兩個甚至更多的情節(不是那種主要情節與次要情節,而是各自
獨立存在的情節),讀者面對它們時就有點茫然無措。假如是一個
情節,讀者便有了一個導向———實際就是跟著它走(舒服是舒服,
可就是被它牽著鼻子走),也就是說讀者只得到一種選擇。假如是
兩個或更多的情節,情景就大不相同,讀者至少能得到兩種甚至更
多的選擇。他或她可以選擇情節A,或選擇情節B,或同時選擇A
和B。換言之,情節多意味可能性多,如此,一切都在不確定中。
在這種不確定性裏,讀者是尋不到終極意義的。要獲得意義,
讀者必須參與創作。這一點,後現代主義作家說得很明白。如阿
蘭·羅伯—格裏耶就說過:“讀者跟作品的關系不是理解與不理解
的關系,而是讀者參加創作實驗的關系。”[12]相信不相信終極意
義,乃是現代主義小說家與後現代主義小說家的分水嶺。現代主
義作家從不放棄對終極意義的追求,他們雖然表現世界的荒唐,人
的自我失落和孤獨,但最終還是相信終極意義。這種意義在他們
的作品裏,往往表現在瞬間的頓悟之中。比如曼斯菲爾德的《風在
吹》,小說末尾少女驀然頓悟離家出走,完成了整個“覺醒”過程。
為了表現不確定性,後現代主義小說中的情節多不遵守亞氏
的情節模式。亞理斯多德在界定情節時,談到“頭”、“身”、“尾”用
的都是單數,即他說的是一個頭、一個身,一個尾。但是,後現代主
義小說中的情節,往往不是一個頭,因為它可以在任何地方開頭;
往往不是一個身,因為它可以呈樹形發展;往往不是一個尾,因為
它有多種結尾。例如,弗蘭恩·奧布賴恩的《雙鳥嬉水》有4 個頭3
個尾,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有3 種可能結尾,巴塞爾
姆的《看見父親在哭泣》幹脆用“等等”字樣來結束小說,以示它有
無數的結尾。在後現代主義小說中,還常常見到事件發生又抹去,
取而代之是另一事件或另一種發生方式。麥克黑爾稱這種手法為
“抹除”(erasure)。[13]可見,後現代主義小說的情節已非亞氏所說的
情節,它或截頭去尾,或多頭數尾,功能已不在塑造人物和揭示主
題,而在表現可能性和不確定性。在現實主義小說裏,情節有如小
說的脊柱,而事件有如一節節的椎骨,它們串聯著支撐住整個文
本。讀者讀這樣的小說實際是讀它的情節,因為作品的意義可以
從情節的把握中獲取。在後現代主義小說裏,“情節可能成了一種
借口”。[14]“事情不再依照亞理斯多德的看法而發生了。”(蘇肯尼
克語)[15]此時的情節已不見時間序和因果邏輯,情節的事件獨立
出現,孤零零的成了一個個碎片。面對這樣的小說,無怪乎讀者要
悲嘆:“我根本弄不懂它的意思。我是說,它沒頭,沒身,沒尾,沒
有連貫性。”[16]
為了進一步說明後現代主義小說情節“少得可憐”或“多得瘋
狂”的現象,我們不妨來看看加斯(Gass)的《國土中心的中心》( In
the Heart of Heart of the Country)和庫弗的《保姆》。這兩位都是典型
的後現代主義作家。
《國土中心的中心》共分為30 章,每章有一標題,分別是:一
個地方;天氣;我的房子;一個人;電線;人;重要資料;商業;我的房
子,這地方,這身軀;同一個人;天氣;地方;人;我的房子,我的貓,
我的陪伴;更重要資料;教育;商業;同一個人;天氣;地方;人;房
子,我的呼吸,我的窗戶;政治;最後重要資料;教育;另一個人;第
一人稱;家庭蘋果;教堂;商業。從這些標題中,我們首先看到的
是:1. 重覆;2 . 沒有時間;3. 沒有事件,只有物,連人也成了物。
敘述者的“敘述”(更恰當地說是描寫),幾乎從未脫離敘述者的目
光所及和他通過視覺所能理解的東西。讀者得到的世界,也只能
是用眼去看的赤裸裸的物的世界。小說的開頭,敘述者說道:
“我穿海越洋,來到了⋯⋯
B⋯⋯
一個小小的⋯⋯
城鎮,緊靠著印第安那州的一片田野。”
讀者讀著這個句子,仿佛跟著敘述者“我”一步一步(分行與省略號
的作用)走進了“中心的中心”。接著讀者讀到(亦即看到)的,是其
余關於該鎮的29 個畫面。這些畫面,依標題看有些像是某一畫面
的重覆,實際卻是該畫面的不同方面(或說維面)。這種技法很像
立體派的拼貼畫———其實這30 個畫面都可視作一塊塊拼貼畫,但
它們之間卻無法串聯成一個整體。立體派的拼貼畫是可以串聯起
來形成整體的一致性,給人以同時性印象。小說通篇用的是現在
時,所以敘述話語中通常引發的時間流逝的感覺消除了。各章之
間也沒有空間布局的聯系,故沒有因果邏輯關系。正如塞奧·德漢
所言,“加斯的故事中,什麽也無法‘聚合起來’:的確無情節,無主
題,無人物。故事的惟一興趣想必是在語言本身了。”[17]
在庫弗的《保姆》中,我們見到的是後現代主義小說情節的另
一極端———“多得瘋狂”。《保姆》共分l08 節,沒有分標題。讀《保
姆》的第一印象,是整個故事在不定地動,而且動中無序,仿佛覺得
自己不是在讀小說,而是在看電視機不停變換頻道時顯示的一幅
幅畫面。小說至少有三條情節線索:一是哈裏的家中,以保姆為
中心;二是哈裏朋友家的宴會上,以哈裏為中心;三是哈裏家客廳
中的電視機裏,以警長為中心。但這108 節全無章法,上下節之間
既沒有承前啟後的時間關系,也不見因果邏輯關系,它們是孤零零
的事件。請註意,當我們說三條情節時,我們實際是在作為讀者參
與創作了,因為文本並沒有提供如此明晰的線索。我們當然還可
以按照這種思路,依據這三個情節,把文本中事件的順序打亂(它
們實際無序可言),將各事件挑選出來歸之為(比如說)第一情節、
第二情節、第三情節,然後又將所歸屬的事件按時間或因果關系進
行排列,這樣做,我們最後或許能夠看見這三個情節中事件間的各
自順序,但是我們得到的還是三個空間,還是三個中心。三個中心
並列就無所謂中心,而沒有中心就沒有確定性,只有可能性。於
是,讀者也就被拋在了可能性之中,在這種可能性裏,讀者的讀實
際就像換電視頻道似的,換了一個又一個,而展現在眼前的只是一
幅幅獨立的畫面。
三
英國大文豪狄更斯說過,他對讀者的態度是“使他們笑,使他
們哭”。這一點,他的確做到了。他之所以能做到,多半是因為他
編造了一個個美麗的故事。他深知故事因情節而生,情節因事件
之序而生,要想讀者動情,必須有一個能為之動情的情節,使讀者
不由自主地將故事與現實等同起來,使他或她置身其中而忘其所
以。後現代主義小說家對讀者的態度不是“使他們笑,使他們哭”,
而是讓他們看,讓他們想,讓他們意識到故事就是故事。對後現代
主義小說家來說,情節是大敵,因為它往往人為地加上了一個序,
限制了讀者的閱讀與思維。在他們那裏,小說不該講故事,它應該
“停止寫故事以便成為寫作的故事”(裏卡登語)[18]。
後現代主義小說家為了淡化情節,除了讓情節少出現或者以
多代少(即同時展現幾個情節讓其相互消除)之外,還運用其他創
作手法。比如以圖代文,版面革新(或空頁或黑體字或大寫或不規
範的縮行與頂格等),各種拼貼(如源自他處的片斷原文,詩歌,信,
引語,問答表,註釋,雙關語,名稱羅列等),抹除(如後語不對前言,
或否定前面已出現的人或物的存在),引入侵犯敘述者(intruding
narrator,此種敘述者多半就是作者本人,往往對小說創作本身作評
語發議論)。這樣做的效果是話語失去了直線性:由於多種文本
的交織,它提供的是種水平運動。水平式的話語與直線性的話語
的差別,依照馬蒙得·薩拉米(Mahmoud Salami)的看法,“無異於共
時性與歷時性的差別”。直線性的或歷時性的話語形式展示出時
間序的進展,而水平式或共時性話語不是垂直式的或歷史性的,
“在某種程度上是迂回的,共同擴展和同等範圍的,當數種文本一
道行進時,它們就碰撞,然後被彈回重新沿著原先的方向邁
進。”[19]水平式的話語是不能表現情節的線性的。所謂“皮之不
存,焉有毛乎?”所以,在後現代主義小說裏,情節若有也只是一個
謎,但作者並不解答這個謎,作者將它留給了讀者,要求讀者以想
象來剖解,如同我們閱讀《保姆》那樣。
註釋
[ 1 ]亞理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2l
頁。
[ 2 ]同上,第25 頁。
[ 3 ]E·M·福斯特:《小說面面觀》,載《小說美學經典三種》(方土
人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0,第271 頁。
[ 4 ]Michael J . Toolan:Narrative: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 9,Ch. 2.
[ 5 ]fabula,discours,plot, récit, sjuzet 詞條,載Katie Wales:A Dictionary
of Stylistics .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1989.
[ 6 ]Roland Barthes:“The Sequences of Actions”.
In The Semiotic
Challenge(trans . Farrar,Straus & Giroux).
Collins Publishers .
1988. pp. 142—144.
[ 7 ]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8. pp. 46—47.
[ 8 ]Roland Barthes:The Sequences of Actions . p. 147.
[ 9 ]亞理斯多德:《詩學》,第20 頁。
[10]Seymour Chattman:Story and Discourse . p. 47.
[11]Clare Hanson:Short Story and Short Fiction:1880—1980 . London:
Macmillan. 1985. p. 141.
[12]《阿蘭·羅伯—格裏耶答問之二》,載《現代小說題材與技巧:
當代外國著名小說家訪問記》(何帆、文祥編選),中國文聯
出版公司, 1989。
[13]關於這方面,可參閱Bria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
Methuen. 1987,Chapter 7:Worlds and Erasure.
[14]David Seed:“In Pursuit of the Receding Plot:Some American
Postmodernists”.
In 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ed.
Edmund J . Smyth).
B. T. Batsford Ltd. 1991. p. 36.
[15]同上,p. 37.
[16]同上,p. 53.
[17]塞奧·德漢:《美國小說和藝術中的後現代主義》,載《走向後
現代主義》(佛克馬、伯頓科主編,王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
社, 1991,第255 頁。
[18]Suzanne Fleischman:Tense and Narrativity:from Medieval Performance
to Moden Fiction . London:Routledge. 1990. p. 296.
[19]Mahmoud Salami:John Fowles s Fiction and the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Toront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
1992.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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