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和荷馬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存在於但丁的語言特征里，但丁的語言變化多端，以至於有些人猜想他也像荷馬一樣從自己民族的方言中搜集語言來寫詩；16世紀學者們的這種觀點經不起批評，因為，在但丁運用這些方言時，這些表達已在佛羅倫薩流行，在沒有人用各種各樣的方言寫作的年代，一個人即使窮及一生也不足以從各地搜集這麼多的方言，這是確定無疑的事。然而，但丁與荷馬最重要的相類似之處，在於他們的詩的崇高。

但丁是一個天才的詩人，他對於今天的精致想像來說是粗陋和未開化的，並且常常由不尋常的和聲震動他那由於柔弱的音樂而變得病態的敏感的耳朵，但是他被各種各樣的人所接受，這些人不滿足於鮮花、裝飾和優雅，他們有嚴格的審美標準。

和荷馬一樣，但丁的偉大之處不在神秘智慧而在於他的想像充滿了生機和活力。毫無疑問，但丁是一位非常淵博的神學家，然而，這是他的弱點而不是他的強項。如果他既不懂經院哲學也不懂拉丁文，他也許會成為一個更偉大的詩人，一個能在各個方面與荷馬相媲美的詩人，坦斯康語也許會取得拉丁語永遠無法取得的成就。

在反堂吉訶德式的體裁（要麼僅僅反對堂吉訶德式的語法，要麼反對堂吉訶德式的經院哲學）流行了幾個世紀之後，有人專門寫文章評論但丁並再次為他辯護，他們為阿卡狄亞主義對但丁如此敵視鳴不平，他們為但丁的辯護達到了成功的頂點，這些人理應了解到了威廉·莎士比亞的天才，因為莎士比亞很可能是他們能夠理解的唯一活著的大師。

然而，在這個時代，意大利如同在英國以外的大多數國家一樣，對莎士比亞一無所知，維柯也只給出了一個模糊的、姍姍來遲的評注，他說，英國人沒有被那個世紀流行的優雅風格所打動，沒有從不帶殘暴成分的悲劇中得到快樂，就如同最早的希臘戲劇的審美趣味取材於圖葉斯特斯的可惡的宴會和米提阿公主邪惡的殺戮自己的兄長和孩子。

據我們所知，在維柯那里，趨向條頓人的詩和文學僅僅是一種渴望，他雖然沒有能力得出一個明晰的看法，可是他盡可能切近地考察它；當他依據強有力的第二手資料提及它時，也只是說，在日耳曼民族中，尤其是在西里西亞的純農業省份，「詩才是自然發生的」。在研究一首質樸無華的流行詩歌的過程中，實際上他已經誤入歧途了，這是因為他沒有認清自己在荷夫曼斯瓦爾多和洛亨斯坦的西里西亞學派上所犯的錯誤，這個學派是那不勒斯的馬里諾的德國模仿者。這樁奇聞軼事的唯一價值是重新證明了維柯栩栩如生的幻想在捉弄他。

世界是如何從第二個野蠻狀態和封建制度中浮現出來的呢？維柯未做解答，他好像沒有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這種共有的運動上，這種運動與羅馬平民的鬥爭和古代民主的形成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在這，維柯又和那些追溯現代君主制起源的人開起了玩笑，比如說法國人把現代君主制追溯到了像護民官制度那樣的簡單法律，針對這種觀點，維柯帶有諷刺意味地說，法國中世紀王公的戰士們自己剝奪了自己的權力並把這份權力授予了卡伯特王朝的國王們。

他也發現貴族的權力由於內戰的原因而被消解掉了，在內戰中貴族們不得不依靠人民，憑借至高無上的君主，人民比較容易被集結起來；因此，封臣們對自己的男爵的「obsequium」（順從）就轉變成了「obsequium principis」（順從的原則）。

然而，維柯通過研究意大利的大學對羅馬法（格勞秀斯過去曾稱羅馬法是歐洲諸民族的自然法）的再發現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因此，人類又認識了天生平等的原則。以民法的眼光來看，貴族和平民是平等的，正如他們一直存在於人類本性之中一樣，法律的秘密已不在封建領主的管轄範圍之內，因此封建領主的權力逐漸縮小，自由共和國的人道政府和完善的君主制正在形成。

現在英雄社會的重演已經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在現代文明的條件下，再也不可能讓它起死回生了，這就像畢達哥拉斯的門徒和敘拉古的迪翁企圖復辟古代的貴族統治是不可能的一樣。平民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和貴族一樣天然的平等，他們就再也不會認為自己在民政生活中低貴族一等了。殘存於歐洲各處的少數幾個貴族共和國被逼無奈要承受無限的痛苦，為了維持安定的局面，他們想盡了一切明智的辦法，他們不得不滿足他們統治著的大眾。

【注釋】[1]按氏族為單位投票的人民集會。——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