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鷹，再見》的題名，其實突顯再「見」老鷹、再「見」故鄉的姿態。伊苞於文本中所透露的記憶，除了成長歷程的事件，多來自於巫師的話語。巫師的叮嚀，包括神話傳說的講述，以及靈性傳統的關照，都來自於原住民族對「第一自然」的感知，然而，描述傳統文化的傾向，並非是英美學界「原始主義」¹³ 學說所能詮釋。筆者認為，將原住民族對第一自然的感知，與伊苞的懷鄉歷程互為參照，可發現兩個向度之下交會的特殊性。台灣原住民的作家作品，由於弱勢族群的「特質」，讓作品中的個人記憶，與族群記憶的「黃昏」¹⁴意象互為滲透。依附「黃昏」情境的描繪，牽涉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¹⁵的建構與選取。王志弘表示記憶承載著特定的利害、權力關係，那麼記憶的生產與消費，都和欲望密切相關，記憶、失憶與追憶都有其欲望投射的邏輯，對特定記憶(氣味、身影、事件)的執著與反覆闡釋，透露了揮之不去的欲望與壓抑¹⁶。伊苞的書寫中，不斷地顯現巫師的身影，如同「我們的巫師若是死了，我們真正的傳統就消失」的焦慮，這份與巫師有關的記憶，那些口傳的話語精神，鄉愁與第一自然的疊合，召喚伊苞面對內心的原鄉、內心的自己。 

講故事的人有回溯整個生命經驗的秉賦，包括自己的人生以及他人的經驗， 在聽與說的過程中，生活經驗和文化在此累積與創造，藉由說故事，一個人的經驗介入了聽故事的眾人中，使人的存在在故事裡，有歸屬、定位和共鳴¹⁷。人的記憶有所疊合，故事在相互回應中擴充了層次。《老鷹，再見》反覆記憶的是巫師告訴伊苞的故事，而伊苞再藉由書寫的方式，讓讀者我們感受到故事的再現， 不管是口說，亦或是文字記述，彼此交疊的故事文化，形成了讀者認識排灣族文化的路徑，顯現文化翻譯的可能性。

三、原住民女性文學與文化翻譯

當筆者將原住民作家作品視為觀察對象，以翻譯作為一種認識框架乃至於研究方法時，將牽涉到文化之間的多重關係，特別是當研究者想把原先「文字文本的翻譯問題」挪用來作為文化研究的視野與方法時，更得釐清「翻譯」所涉及的不同層次的意涵。周蕾在分析電影與翻譯之關係時，表示該文化翻譯至少以兩種意涵展現：(一)為作家、編導或藝術工作者如何將文化的感染力寄予在一件作品(work)之上。(二)從文字文本(諸如劇本)轉化為電影之意象的「翻譯」過程。藉由周蕾的分析，使筆者思索以「翻譯」觀察原住民文學的不同層次。 

從文化翻譯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原住民文學，思索的基點在於文化並非維持恆常不變的狀態，相反地，流動的特質正是其生命動力的來源。從中觀察原住民文學，並非忽略其間語言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及身為一個代言者背後所佔據的書寫位置。將漢語書寫作品視為文化翻譯的實踐，也並非輕忽母語書寫以期回復祖先話語的想望，然而，恰恰是透過「翻譯」，不僅使得不同地域與社會空間的族群有交流機會，同時帶來一個重新定義自己身份、重新審視自己變化的空間，作家以第一人稱書寫藉此還原、澄清自身族群的面貌，試圖扭轉被污名化的歷史進程，以期深入文化脈絡的底蘊，提升原住民文學的「質」。由此思索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翻譯的關聯，筆者認為乃是以另一種思考族群文學的視角。

12 Bourdieu 指稱其為「embodied history」，參見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7.

13 這個辭彙在藝術史、文化史與文學表達中，通常是用來形容前現代所隱含的單純形式或主題， 強調民俗藝術或是豐碩純樸之美，以便與現代都市文明所產生的腐敗，以及與大自然隔絕所產生病態心理，形成一種對照。參考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台北：麥田，2003，頁 214-215。

14 台灣原住民族「黃昏」情境的說法，參考孫大川之說。孫大川＜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山海文化雙月刊》台北：山海文化雜誌社，1993。

15 當代後殖民理論中，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被用來指稱「記憶」：是被殖民者用來對抗殖民者的污名化、無視化，藉此恢復我族歷史的工具，具有抵殖民的政治性意涵。參考李有成＜

《唐老鴉》的記憶政治＞收錄於單德興、何文敬主編《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台北：中研院歐美所，1994。頁 116。

16 王志弘＜記憶再現體制的構作：台北市官方城市書寫之分析＞《中外文學》33:9，台北：台大外文系，2005。頁 11、13。

17 董恕明(2003)＜浪漫的返鄉人＞《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評論選集(下)》臺北：印刻出版社， 頁 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