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符號形式哲學》（Cassirer，1923—1929）中，恩斯特•卡西爾將symbol用作sign的同義詞。人通過符號建構文化，因此是一種符號動物。符號與符號形式相關聯，這催生了卡西爾的符號理性批判，或者說，對文化的不同方面（包括語言、神話和宗教）的批判。

對於奧格登和理查茲來說（Ogden與Richards，1923），symbol也表示sign。他們的符號模式是從符號（他們稱為symbol）、思維（或指稱關係）與指稱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來呈現意義的。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一個symbol是一種特殊的符號。事實上，對於弗洛伊德和後來具有精神分析傾向的思想家來說，一個symbol就是一種特別的符號，就揭示無意識而言，它是表示各種精神的或夢的活動的符號。無意識以被象徵物的符號表現意識，與此同時產生一種屏蔽和保護功能。
對於皮爾斯來說，symbol也是一種特殊的符號：它是一種「由於習慣（我使用這個術語包括自然傾向）的緣故」所導致的符號（CP 4.531）。

在查爾斯•莫里斯看來，一個symbol是代替另一符號的符號，是可以作為行為向導的符號[參見Morris，1971（1946），I：8]。

在約翰•杜威的陳述中（Dewey，1938，導言），一個symbol就是一種任意性的或規約性的符號。

對於費迪南•德•索緒爾（Saussure，1916，第一章）來說，symbol也是一種特殊的符號。但索緒爾認為，符號並不完全是任意的，因此有別於言語符號。相對於言語符號，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總是有點規約性（如同標志司法正義的不同級別一樣），從不是完全任意的。

據阿福林切夫（Averinchev，1971）提供的百科詞條「symbol」，米哈伊爾•米•巴赫金（Bakhtin，1974）從同一性與異他性或他性之間的辯證關係考慮，將symbol描述為一種最需要應答性理解的符號。這種符號包括統一性的神秘之溫，自我與他者的並列，愛之溫與無關之冷，並列與比較。符號不可能局限於一個直接的語境；相反，它與遙遠的語境相關，這便解釋了它對異他性的開放性。

由於托馬斯•A. 西比奧克的研究，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種新的符號學思潮——可以稱為「總體符號學」（Sebeok，2001a）或「生命符號學」（Ponzio與Petrilli，2001；2002）的思潮——逐漸發展起來。西比奧克擴展了傳統符號學——亦即符號論——的邊界，傳統符號學將自己的研究局限於言語范式，因而犯了部分代替整體的錯誤。西比奧克給這一符號學概念貼以「次傳統」的標簽，而他要推動的是他稱之為「主傳統」的符號學的發展，該傳統由約翰•洛克和皮爾斯所代表，由希波克拉底和蓋倫關於符號與症狀的早期著作所代表。

西比奧克對符號生命的全局式研究方法與符號學「主傳統」是吻合的。西比奧克是基於自己對人類本位主義和語言本位主義的符號學理論與實踐的批評而提出自己的符號學研究方法的。在對符號科學或符號「學說」邊界的探索中（參見其1976年出版的《對符號學說的貢獻》一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西比奧克不再關注符號學究竟是「科學」，還是「理論」，或是「學說」的爭論，他將符號學領域進行了擴展，包含了動物符號學（zoosemiotics是西比奧克於1963年提出的一個術語），甚至包含了更為寬泛的生物符號學和內符號學。在西比奧克的概念中，符號科學不僅僅是「研究社會生活內部的符號生命的」科學（索緒爾）——即對文化交流的研究——它還是從生物符號視角對交際行為所作的研究。

西比奧克的總體符號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巨大的寬泛性。這種普泛性研究符號學的方法體現於最近一部對當今符號學具有重大意義的作品：《符號學：自然與文化的符號理論基礎指南》（第一、第二卷分別出版於1997年和1998年，第三、第四卷出版於2004年）。

(作者: [意] 佩特里利蘇珊·彼得里利, [意]奧古斯托·蓬齊奧; 原作名: Semiotics Unbounded：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譯者: 王永祥, 彭佳, 余紅兵;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