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觀念的經濟學面向後面，該同一化重新活化了它的首要意義，即醫學上的意義。但是重新活化卻也暗示出一種扭曲，這種扭曲改變了危機觀念與生病時間之間的關係。在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的傳統中，危機是一段明確的時刻，這是生病過程的最後時段，當醫生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之後，讓病患獨自面對最後的戰役，在這最終的時間點上，他若不是復原就是死去。7 但在新的劇本中則是完全相反的狀況：這段時間不再是攤牌的時刻，而是病理學狀態自身，經濟危機已經被轉變為社會、或甚至是人類學的危機，變成一種社會或人文恆常的生病狀態。而這個慢性病將所有權力賦予了古老劇本中負責給出建議的角色，也就是醫生。如果危機勾勒出世界的一般狀態，那麼非常清楚的是，它所召喚的是醫生細心且不間斷的照料。說真的，這些「醫生」指的就是國家及財力，他們管理著這些被稱之為「危機」的事物狀態——反過來說，這個名為危機的疾病充其量不過就是剝削系統的正常運作。但是這個將正常歷程當作「危機」的事實，使我們能再次深究兩種人之間的鴻溝，即活在持續不斷的病理時間中的病人（在此，危機意味著失業、減薪或失去福利），以及活在科學時間中的人們（在此，危機指出了科學所知的全面必然性，以及無知人群的病，兩者必須被醫治）。如此，同時確認了科學家的科學與不知者的無知，但也確認了後者的罪愆來自於他們的病，也就是沒有能力讓自身的時間適應到全球的時間中。時間正義的大敘事退回到知者與不知者之間的對立，同時間，在康健與生病之間、醫學規範與道德失誤之間的同一性，也容許它自身根據災難圖式來被詮釋，讓災難成為一般性災難或人類罪行的最後審判。

我們尚未逃出大敘事的時間。但無論是依附於此敘事或是與之辯駁的敘事，都仍然必須回溯到亞里斯多德的虛構邏輯：也就是事件間必然關連的邏輯，這樣的邏輯本身則建立在對時間的階序制劃分之上。在「當下主義」的陰影底下，所有如國家、財政、媒體與科學的權威都不停地致力於製造鴻溝，產出一批又一批依賴全球時間的正義、卻又持續反抗這時間的人們。官方論述與批判論述；進展的虛構與幸福、衰頹的虛構與不幸，這些都在同一個迴圈中運行。假如我們想要逃出迴圈，並重新思考時間的正義，我們或許必須改變焦點，從水平面向上的進展和／或衰頹，轉變為時間的垂直切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想要再回溯到我在研究工人解放形式與智識解放理論時，所碰觸到關於時間正義的一些面向。

我學到的第一件事簡單地說就是：對於那些臣服在剝削的不正義之下的人而言，他們所承受最極端的不正義，就是「沒有時間的不正義」、時間性被切分的不正義。因為這樣的切分並不只是讓他們身陷在工作的物質束縛，它也給他們適應於該束縛的身體、靈魂、佔據時間與空間的方式、看說與思的方式。這是我閱讀某篇我曾在非常不同的脈絡下多次評論過的文章裡學到的，這篇文章對於我理解解放的意義、以及解放如何涉及時間及空間有很決定性的影響，我現在說的這篇文章，就是木匠高尼（Gauny）在1840年代寫的關於某個工作天的記事。8 就如他所描述的，工作天不只是資本主義剝削在全球歷程中的一個片段，這片段自身可分為勞動力的再生產時間以及剩餘價值的生產時間；工作天同時也是工人被迫佔領的狀態，在此，佔領不只是一種行為實踐，也是身處於時間和空間中的存有方式。在這層意義上，工作天成為不斷地再生產出時間性分化的日常必然，而這種時間性分化本身也就是生活形式的分化。但它同時也是每小時、每分鐘的具體流逝，在此間，一個關乎尋常再生產的破口可以被實現：一項身體的可能工作以及復得的心智，對抗著空間的束縛，視線偏離常軌的同時將思想帶往他方；對抗著時間的束縛，思想的分化使身體的工作在各種情況、各種方式下可快可慢。

7 法譯 5：「這就是為什麼在《情感教育》中，當菲德烈克在約會處不安踱步時，愛奴女士正在兒子床邊等待危機的來臨，而此時在巴黎爆發了起義。」（30）

8 法譯6：「研究工人的解放形式，就是面對作為生活形式的基本時間現實。（……）最為深刻的區隔線簡單分出有時間的人和沒有時間的人。時間的階序分享並非單純地讓後者臣服於剝削工作的制約，該分配依然給予他們一付身體和一個靈魂，某種置身時間和空間中的方法，移動他們的四肢、投下他們的目光、以服膺這制約的方式思考和說話。這就是為何解放首先就是奪回時間。」（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