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麗莎向托馬斯解釋了這一切。他知道，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個原因，亦即她要離開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從未真正感受過快樂。

那些天里，她穿行於布技格的街道，拍攝侵略軍的照片，面對種種危險，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時刻。只有在這樣的時間里，她才享受了少許幾個歡樂的夜晚，夢中的電視連續劇才得以中斷。俄國人用坦克給她帶來了心理平衡。可現在，狂歡過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希望逃離黑夜。她已經明白，只有在某些條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強健和充實。她期望浪跡天涯，到別的地方尋找這一些條件。

“薩賓娜已經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馬斯問。

“日內瓦不是蘇黎世，”特麗莎說，“她在那兒，困難會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個渴望離開熱土舊地的人是一個不幸的人。因此托馬斯同意了特麗莎移居的要求，就像被告接受了判決。一天，他和特麗莎，還有卡列寧，發現他們已置身於瑞士最大的城市里。

13

他為空空的公寓買了一張床（他還沒有錢添置其它），並以一個四十歲男人的狂熱，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開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幾個電話到日內瓦。俄國入侵一周之後，那里碰巧舉辦了薩賓娜的作品展覽。她在日內瓦的贊助人出於對她弱小祖國的同情，買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虧了俄國人，我才成了闊太太。”她說著，在電話里笑起來。她請托馬斯去看她的新畫室，並向他保證，這間畫室與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間差別不大。

他不是僅僅因為高興過分而不能去見她，而是在特麗莎面前找不到離家外出的借口。於是，薩賓娜到蘇黎世來了，使在旅館里，托馬斯下班後去見她。他先從旅客登記處給她打電話，然後上樓。她開門時，頭上戴著一頂黑色圓頂劄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褲和乳罩以外什麼也沒穿，露出了美麗的長腿。他站在那兒凝視著他，不動，也無任何言語。托馬斯也一樣。突然，他意識到自己深深地震動了，從她頭上取下禮帽放在旁邊的桌子上。他們一聲不響地開始做愛。

從旅館里回家來（現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發與地毯），他高興地想到，他肩負這種生活就像蝸牛肩負著自己的房子。特麗莎與薩賓娜代表著他生活的兩極，互相排斥不可調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實是，如果他每到一處都帶著這樣的生命支撐體系，像帶著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那麼這意昧著特麗莎還得繼續她的噩夢。

他們在蘇黎世住了六、七個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發現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說，她已去了布拉格，說她離去是因為缺乏僑居國外的力量。她知道她應該盡力支持他，但她不知道怎麼做。她原來一直傻里傻氣地以為國外的生活會改變她，以為經歷入侵事件以後她不至於弱小如故，會長大，長得聰明而強壯，但她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負擔，不願意繼續成為負擔。趁眼下還來得及，她得作出這個必要的決定。她還向托馬斯道歉，說她帶走了卡列寧。

他服了一些安眠藥，可直到翌日淩晨，仍沒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考慮眼下的形勢：他的祖國已同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斷了往來。電話和電報是找她不回來的。當局也絕不會讓她今後出國旅行。與她的分離看來已成定局。

14

意識到自己完全無能之後，他像挨了當頭一棒，但又有一種奇異的鎮靜。沒有人逼他作出結論。他也無須看著院子那邊的墻發呆，無須苦苦思慮於她的去留。特麗莎自己已決定了一切。

他到餐館里吃了午飯，沈郁沮喪。可他吃著吃著，絕望的情緒漸漸消解，沒有那麼厲害了，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種憂郁。回想起與她一起生活的歲月，他覺得他們的故事不會有更好的結局。如果是別人來構設這個故事，他也不能不這樣來結束。

一天，特麗莎未經邀請來到了他身邊，一天，她又同樣地離他而去。她帶著沈重的箱子前來，又帶著沈重的箱子離別。

他付了賬，離開餐館開始逛街。他心中的憂郁變得越來越美麗。他和特麗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現在他認識到了，對這些歲月的回憶遠比它們本身更有魅力。

他對特麗莎的愛是美麗的，但也是令人厭倦的；他總是向她瞞著什麼，哄勸，掩飾，講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靜，向她表白感情，說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夢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責，他辯解，他道歉……好，這一切令人厭倦的東西現在終於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發現他獨自在蘇黎世的街上溜達，呼吸著令人心醉的自由氣息。每一個角落里都隱伏著新的風險，未來將又是一個謎。他又在回歸單身漢的生活，回到他曾認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種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與她系在一起過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監視。如果能夠，她也許還會把鐵球穿在他的腳踝上。突然間，他的腳步輕去許多，他飛起來了，來到了巴門尼德神奇的領地：他正亭受著甜美的生命之輕。

（他想給日內瓦的薩賓娜打電話嗎？或者想與他在蘇黎世幾個月內遇到的其他女人打電話聯系嗎？不，一點兒也不。也許他感到，任何女人都會使他痛苦不堪地回憶起特麗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