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交融

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自古以來，通過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末年就傳入中國。後經海上絲綢之路，中國高僧頻頻向外求法，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更是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例如達摩一葦渡江前來中國傳播佛教禪宗。

到了隋唐時期，佛教已經深入民心，並且由中國的高僧創立了中國化的宗派，逐漸演變成了帶有中國色彩的佛教文化。

到了晚明時期，由於整個社會是由單一的農業社會轉型到多元社會，原有的社會秩序和等級身份紛紛被打破，程朱理學下的儒學（與傳統儒學不同）的危機也隨之而來，社會道德急轉直下，當時大多數人認為：「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破戒為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

當時的一些明儒為了擺脫晚明和儒家（程朱理學）危機，推崇西洋文學。伴隨著西學的傳入，西方大量的傳道士來到中國宣傳西方神學，利瑪竇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文學，如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同天算指通篇》《西國紀法》《萬國輿圖》《渾蓋圖說》《乾坤體義》《圓容較義》《勾股義》《二十五言》《交友論》《天主實義》等。在其影響下，當時的傳教士也翻譯了大量的西方書籍，例如，孟至德（葡萄牙人）的《長曆補註解惑》，《渾天儀說》、龐迪我的《四大洲地圖四幅》、熊三拔（意大利人）的《泰西水利法》等，對西學的傳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而了解了基督教義和科學技術的明儒與以利瑪竇為首的西方傳教士合作，也通過著述或譯作等方式進行西學引進，例如，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李之藻上奏「西洋天文學論十四事」，請開館局翻譯西法。崇禎二年（1629），李之藻將近50年間所譯西書選匯為一函，名《天學初函》，李之藻試圖藉此對明末西學的引進作一個小結，《天學初函》作為中國的第一部西學著譯叢書，可謂晚明中國以中文形式記錄西方文化之集大成。該書是明儒與西方傳教士合作的產物，是中西文化交流初始時期重要的歷史文獻。通過《天學初函》，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明近50年間，西方文化已形成體系引入中國。

但《天學初函》並沒有將明末傳教士傳授和明儒筆受譯介的有關西方文化書籍全部收入，例如，李之藻晚年翻譯的兩部書：亞里士多德《寰有銓》，是西方重要的哲學著作；《名理探》是西方邏輯學在中國的最初譯本。還有王徵與鄧玉函合作翻譯的《遠西奇器圖說》，是最早的一本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的機械力學的譯著；王徵協助金尼閣撰寫的《西儒耳目資》，是漢語拼音方案早期嘗試與實踐；湯若望授焦勖譯的《火攻挈要》，詳述了各種火器的制法等，都沒有收入。但通過明儒與傳教士的合作，西方的科學技術包括天文、地理、數學、光學、力學、水利、機械、武器等都傳入了中國，為中西文化交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