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存在者是什麽？’這個問題也追問：何者是以及如何是最高存在者意義上的存在者？這就是對神性的東西和神的追問。這個問題的領域是神學。關於存在者之存在的問題的雙重形態在‘存在－神－學（Onto-Theo-Logie）’這一名稱當中得到了概括。‘存在者是什麽？’這個褶子的問題一方面是說：存在者（一般）是什麽？另一方面是說：什麽（何者）是（絕對）存在者？”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海德格爾在這段文本中仍然是在形而上學之歷史的視角下討論“褶子”，但這里所說的褶子顯然不再是超越於形而上學的思想可能性之外的“真理”，而是形而上學的本質性構造（Verfassung／constitution）。換言之，這里所說的褶子的不再是須要以超越形而上學的方式在其真理方面被思的存在論褶子，而是在形而上學的歷史發展中始終作為其結構呈現的追問普遍存在者性（Seiendheit）的存在論和追問最高存在者的神學的形而上學褶子（plimétaphysique），這種褶子使形而上學展現為存在－神－學。

在形而上學的褶子結構中，存在論和神學絕不只是作為兩個互不相關的部分被包括在作為存在－神－學的形而上學當中。它們之所以能夠形成一種褶子恰恰是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聯系，後者在海德格爾看來就是作為形而上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的存在之類比（analogiedel’être），也就是說，正是存在之類比奠定了作為存在－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基礎、亦即使形而上學褶子的確立成為了可能。那麽，我們接下來試圖回應的問題是：海德格爾哲學中的第二個褶子、亦即形而上學褶子是否在德勒茲哲學中扮演著任何角色？

德勒茲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在《差異與重復》中首次得到系統闡發的單義性存在論（ontologiedel’univocité）。這種存在論肯定的是一種非巴門尼德－柏拉圖式的單義性存在，而它所反對的正是被海德格爾視為形而上學褶子之基礎的、發端於亞里士多德的“向一（proshen）”學說並在托馬斯·阿奎那那里達到完滿狀態的存在之類比。也就是說，如果德勒茲明確提到的存在論褶子，表現了他在正面建構一種差異存在論方面對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洞見的繼承，那麽他沒有明確提到、但在他的形而上學批判中又顯然是被針對的目標的形而上學褶子則表現了德勒茲在批判傳統存在理解方面對海德格爾的繼承。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從一種新的視角出發來審視德勒茲單義性存在論的一個重要內容，也就是分別以鄧·司各脫、斯賓諾莎、尼采為代表人物的“存在的單義性之闡發的三個主要環節”。如果我們可以追隨海德格爾將形而上學的歷史視為以存在之類比為基礎的存在－神－學的歷史，那麽被德勒茲點名的這三位哲學家則通過構建單義性存在論而掙脫了形而上學的桎梏，亦即超越了存在－神－學的褶子構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