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1969年大規模的種族衝突時，激進派的馬來精英領袖們認為種族衝突的根源乃源於馬來民族的貧困，以及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均；而種族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均只有通過直接的政治干預來解決。他們要重組馬來西亞的經濟結構，使馬來人和其他土著在20年內達到30%的經濟擁有權。新頒布的新經濟政策有兩大目標:第一，通過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及制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削減貧窮，最終使所有馬來西亞人民脫離貧窮的深淵。第二，加速重整馬來西亞社會的步伐，以糾正經濟的不平衡，最終減低種族與經濟的隔閡[38]。在糾正經濟不平衡時，政府重組職業市場，規定政府所有的職位必須反映種族人口的比例，而私人公司也被命聘請馬來人及其他土著職員。除了增加土著的就業機會外，政府也致力於扶持一個馬來中產階級。通過商業執照，投標，股權轉移和教育優待等手段以達到這個目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對於作為主要非土著族群的華人來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華人在經濟重組的浪潮下怎樣維護本身的利益？華人怎樣適應新的政治環境？華人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在面對這嚴峻的經濟挑戰時，華社沒有其他的選擇，只有團結一致共謀出路。在分析華人的經濟結構時，不難發現許多華人工商業都屬中小型，並以家庭單位為基礎，普遍資本缺乏，經營和管理方式傳統，無法與外資企業或政府所辦的公共企業競爭。為了走出經濟困境和為更好的發展前景鋪路，一些有識之士認為華人工商業應該現代化和企業化。那就是設立股份公司，廣集華人資本，並以現代經營管理手法以謀求發展[39]。1970年代中由馬華公會創辦的馬化控股公司及1980年代興起的合作社運動都是華人工商業現代化的體現。1977年馬化控股在陳群川的領導下掀起華社投資的熱潮，它吸引了無數華裔投資者。馬化采取新的管理方式，以多元化的投資策略獲得斐然的成績，給華社的經濟前景增添信心。後因陳群川在新加坡被判入獄，馬化控股也隨之崩潰。1980年代興起的合作社運動似乎也給華社帶來希望。許多鄉團和會館也利用其傳統地位吸引許多投資者。但因管理不善及貪汙蒙蔽，使無數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這使到華社走向集體企業化的試驗遭受沈重的打擊[40]。

雖然華社的公共股份公司運動遭到挫折，但一些私人的企業公司卻獲得成功。這些私人企業公司大部分是以家庭為基礎，他們在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下獲的發展。私人企業獲得成功的因素有許多。第一，作為家庭的企業有它的靈活性。第二，它的內部比較團結，沒有公共股份公司的復雜，內部紛爭和盜用公款的事件較少。第三，私人企業較集中在商業方面的擴張，較少投資設廠。第四，私人企業采‘收購’的策略，不注重設立子公司。第五，私人企業能更自由地運用政治關係網絡以謀求企業的發展[41]。 

1970和1980年代，華社的文化和教育也承受了沈重的壓力。1970年代初，隨著馬來西亞政治趨向單元化，國家的文化和教育政策也朝著這方向發展。1971年政府宣布“國家文化政策”，主要內容有三點：第一，國家文化應以土著文化為核心。第二，其他文化中適合及適當的項目，可被接受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第三，回教是塑造國家文化的一部分[42]。很明顯的這是以馬來文化和回教為核心，而邊緣化其他文化，這也是馬來精英份子解決種族紛爭的辦法。他們認為如非土著可以向馬來文化認同，就不會有種族糾紛[43]。在國家文化大前提下，政府極力提倡土著文化，包括語言，文學，藝術，舞蹈和音樂等。而華族文化則受到排斥，並以表演准證為手段，限制傳統文化的表演，包括華人傳統的舞獅[44]。為了要貫徹一種語文和一個民族的政策，政府也極力提高馬來語在整個教育制度的地位。除了把英文學校改為以馬來語教學外，又在全國大學及高等院校推行馬來語教學，取代英語的傳統地位。在這重重的壓力下，華社只能發揮“自強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面對挑戰。 

首先，1973年由吡叻華校董聯會點燃華文獨中復興運動的火炬[45]，大力整頓內部，使華文獨中的學術水準提高，並努力爭取和鼓勵家長把子女送進獨中。除了堅持以華文教學外，獨中還加強語文的訓練，除華文外，還兼教馬來文和英文[46]。同時，獨中極力為學生謀求升學和就業的出路。語文程度的提高和升學就業渠道的多元化提高獨中的形象。於是，更多家長願意把子女送進華校。同時，由於國民型英文小學和中學在70年代被改為馬來文學校，使許多華人家長感到不滿。他們願意把子女送進華校，並在課外加強英文的學習。這也是給華文獨中復興運動增添機會。

[38]同上書，頁24-25。

[39]曾任馬華商聯會會長的許平等在1975年12月對這問題作過分析。見許平等：〈馬來西亞華人經濟地位的探討〉，許平等著：《平言集》(檳城，新大印務有限公司，1979)，頁25-27。

[40]何啟良：〈獨立後西馬華人政治演變〉，林水豪，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二冊》，頁99。

[41]James V.Jesudason, Ethnicity and the Economy:The State, Chinese Business, and Multinationals in Malay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51-152。

[42]同注[40]，頁86-87。

[43]何國忠：〈獨立後華人文化思想〉，林水豪，何啟良，何國忠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三冊》，頁53。

[44]同上注，頁54；《何國忠：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2)，頁104。

[45]胡萬鐸(吡叻華校董事會主席)：〈發展吡叻州華文獨中展望〉，華文獨立中學發展工作委員會編，《吡叻州華文獨中復興史》(怡保，上海印務書局，1976)，頁4-6。

[46]周聿峨著：《東南亞華文教育》(廣州，暨大學出版社，1995)，頁168-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