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蘇布爾和馬利坦在闡釋詩歌的創作過程時，都使用了神秘主義的語言，但是他們兩個誰也不是神秘主義者，只是借助了或認同于它的基本觀念。確切地說，他們都曾信仰宗教，與神秘主義有直接的關連。蘇布爾從小就對宗教抱有虔誠的情感，并有過蘇非靈修的初步體驗。信仰的虔誠引導他在大學期間參加了穆斯林兄弟會，并積極參與該會的宗教和反帝愛國活動。脫離宗教多年后，對人的全面思考引導他又重新審視宗教，將注意力集中到人從無真理、無生氣、令人厭倦的世界里的解脫，以及人精神的建設之上。1961年，他在有關人的文章中說，“人的解脫可賦予生活意義，而生命的意義在于人精神的崇高。”馬利坦像蘇布爾一樣都從小受到宗教的熏陶，后來經由新教改宗羅馬天主教。他曾潛心研讀中世紀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即聖徒托馬斯）的著作，對托馬斯主義作出重要貢獻。他于40年代中期與教皇過往甚密，晚年隱居法國圖魯茲修道院。40年代末，馬利坦研究伊斯蘭神秘主義，寫出“自然的神秘性和伊斯蘭文化中超自然的神秘性”一文，收入馬利坦《宗教科學研究》(1950)之中。

這兩位在各自的實踐中都非常強調理性，重視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著名思想家的論述，借鑒各國詩人的實踐，能夠兼收并蓄。由此，他們都發現了宗教、哲學和文學的相通之處。蘇布爾堅持認為，“宗教、哲學和藝術是人為實現超越自我的人道主義而做出的三種努力”。他一再強調藝術對人認識自我的重要作用：若沒有愛情詩人，人便不知何為愛；若沒有蘇非的沉思，人無法知道何謂神愛；沒有奧賽羅怎知何謂嫉妒；沒有哈姆雷特又何以知瘋狂。他相信“存在的目的是要讓善經過長期艱苦的斗爭戰勝邪惡，以便返回到他的純潔無邪……人的責任是建設寰宇，凈化寰宇，將理智滲透于物質之中，實現均衡協調，最終將他的成績交到安拉的手中，作為人有權生活在大地上的證明。”（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21頁。）馬利坦則在他的前言中說明，他把理性和智性作為同義詞使用。而理性的意義并非只是邏輯意義上的理性，它包含一種更為深奧的——同時也是更為晦澀的——生命；當我們越是力圖揭示詩的活動的幽微之處時，這生命便越是顯現在我們面前。詩迫使他考慮智性在人類靈魂中的神秘源泉，考慮它以一種非理性（不是反理性）或非邏輯的方式起作用。他認為但丁離開了宗教觀點，《神曲》就不可能寫出來。“神學信仰，這個最神聖的信仰本身，已經通過創造性情感和詩性認識的媒介進入作品，并通過了創造性天真的超然無執的湖面。”（註：馬利坦《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15-16頁。）

雖然這兩人都使用神秘主義的話語，認同在靈魂的幽深之處存在著一種前意識的活動，認為那是一種閃爍著創造性生命光芒的存在，但他們確也不約而同地放棄柏拉圖式的“靈感”，只不過在具體的解釋上又有許多不同之處。馬利坦明確指出，這種廣泛而原始的前意識生命的隱蔽作用先于智性和欲望。蘇布爾的解釋則較為含混，他把這前意識稱為“潛在的理性”，把靈感稱為“念頭”。

他們兩人的不同還體現在關于詩歌創作三個階段的論述上。馬利坦的詩性經驗收縮階段表達了蘇布爾涌起階段所必須的心靈的寧靜狀。照馬利坦的說法，收縮和統一的寧靜階段指人在平靜中聚集在一起的靈魂的全部力量處于休眠的狀態，人從靈魂力量的單一驅動中退回到它的根本的生命力當中。這單一短暫的運動，即是來自靈魂中心的在沉默凝聚之后的一個“喘息”。喘息有時是感覺不到的，但卻是強勁有力的，通過喘息的一切事物是在從容和愉快的舒張中被給出的。馬利坦所說的這一種短暫的運動——喘息，即是蘇布爾所指出的“心靈有所動”，閃現的光亮留下清晰的圖象或思路，為詩開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