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其說它是社會生活的表現，毋寧說它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13](P582)

在李初梨眼里，這還遠不是革命文學內涵的全部。它不能停留於反映的層面，而應該直接介入到現實生活之中，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文學與生活間的距離被壓縮到最小，乃至合二為一，“無產階級文學是：為完成他主體階級的歷史的使命，不是以觀照的——表現的態度，而以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斗爭的文學。”[13](P589)

在革命文學的話語中，無產階級這一非個人化的群體，無疑是革命運動的主體，是歷史發展中最富創造力的主體，歷史未來的進程便是這一集體主體性充分施展其能動性的過程，它將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鏟除途中的一切障礙，重塑一個光明的新世界。

在這一話語中，欲望這個與個人密切相關的詞匯似乎銷聲匿跡；但作為人類的基本內驅力，它不可能也沒有消失，它只是改頭換面，以一種隱蔽的方式重新出現。摧毀舊世界、建設新社會便是這一集體主體最大的欲望符碼。由此，歷史的進程也成了它的欲望符碼持續不斷地現實化與受挫的過程。

盡管在1928年那場有關革命文學的論爭中，茅盾曾受到創造社、太陽社中一批激進的左翼文學批評家的指責，但除了意氣之爭的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他們間的爭論源於雙方對革命文學理解上的分歧。而茅盾本人並未站到左翼文化的對立面，他在內心深處一直將革命文學奉為圭臬，並在創作實踐中自覺地一步步向它的標準靠攏。1929年創作的《虹》便是這一努力的成果。在《虹•跋》中他自述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欲為中國近十年之壯劇，留一印痕”。[14](P271)

的確，和《蝕》三部曲相比，《虹》在個人敘事和展示歷史發展潮流兩方面的融合上，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依照陳建華先生的看法，在這部作品中，“‘歷史’以清晰的面目開始出現，與小說的主人公形成辯證的關係”，而“‘歷史’不僅由事件構成，是開展中的時間過程，而且含有‘真理’的自足性，帶著自由意志向既定的目標前進”。[10](P336)

[10]陳建華.革命的女性化與女性的革命化——茅盾早期小說中的“時代女性”與現代時間意識，1926—1929[A].“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3]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A].中國文論選(現代卷)：上冊[Z].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14]茅盾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收藏自愛思想網站2015-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