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數據集團成功地和中國政府建立了一種默契，同時對於基於信息經濟的中產階級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後，國際數據集團與海外雜志出版商如Hearst聯手，借助消費廣告和灌輸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正式將中國的中產階級納入跨國消費市場之中。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合資企業旗下的消費類雜志也迅速發展。自80年代後期，各類中文版海外消費和生活類雜志，包括《Elle》、《Cosmopolition》、《Esquire》、《Harper’s Bazaar》、《Good Housekeeping》、《Auto Fan》和《Golf》雜志在內，與來自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其他刊物為爭奪中國富裕的中產階級消費市場展開十分激烈的競爭。今天，盡管國家對出版方面控制仍很嚴格，中國大都市裏的富裕的消費精英得益於期刊業與跨國出版商簽定的廣告、管理與版權合作協議，充分享受著消費主義世界的文化精品。雖然硬新聞類的國外期刊想進入中國市場還不容易，如《紐約時報》所報道，“時尚類、技術類和商業類的海外期刊正在越來越受到中國人的喜愛”。37也許用不了多久，中國年輕人將有機會品嘗到西方消費主義文化中的一些“禁果”。美國的《花花公子》雜志早已表露對中國市場的興趣，38但看起來其英國對手們有可能搶先一步打入中國市場。根據《紐約時報》2004年4月18日報道，“以大膽刊登女性性感照片、黃色笑話和含有性暗示的文章以及偶然刊登時尚排行榜而大受歡迎的英國黃色‘男性雜志’《FHM》和《Maxim》都正在計劃發行中文版”。392006年初，《rollingstone》雜志由於進入中國的方式過於張揚，被上海地方新聞管理部門認為違規，但是在封面問題上作了妥協以後，與中國雜志《音像世界》的合作仍然得以進行。40

由此，中國消費類、生活類期刊市場是真正的跨國型的、以各種本土元素來調味的跨國消費文化的一部分。例如，發行對象主要是年齡介於25——40歲之間、受過高等教育、有高收入的白領階層裏的旅遊愛好者的《時尚。旅遊》與美國的《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簽有合作協議，與法國的《Guide Moncos》和台灣地區的《ToGo》也簽訂了圖片和文字的互換合作協議。再配合有關本土的內容，《時尚。旅遊》成為一份擁有豐富多彩的圖片和極具吸引力的文章的雜志。

我已經在另一篇文章中對隨機選取的《時尚•旅遊》2002年11月刊的話語內容進行了分析。41這裏我們不妨重溫一下這一分析，因為它對於研究本土化了的跨國媒體與階級認同與階級敏感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極佳案例。作為中國的跨國旅行者和高級文化鑒賞家，你“痛飲蘇格蘭”去了解“瓶中的歷史”；你的“經典小資之旅”包括參觀盧浮宮、大英博物館、以及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你悠閑地在網上沖浪，無意中發現幾幀圖片，而接下來你已經在南太平洋馬爾代夫群島中的“最後的伊甸園”了，那裏“沒有會議，沒有電話，沒有報紙，沒有互聯網”。你確實也被邀請去逛作為你的本土的中國的都市與村莊，但是這些都是文化遺跡、現代消費和娛樂的樂園，而不是下崗工人和民工們的城市；這是些經典詩人眼中的充滿魅力的中國村莊，沒有經濟移位、環境侵蝕的痕跡。你會碰到在蘇格蘭酒吧裏喝酒的當地人；同樣，你也會碰到你的中國同胞，他們既可能是碰見生人就躲在大人身後的天真無邪的鄉村孩童，也可能是在小溪旁一邊洗衣服一邊閑聊的村婦。在這個國內外媒介資本聯合構建的“極樂世界”中，物質消費和文化涵化的潛力沒有止境，不管你去哪裏，你個人的“伊甸園”無處不在。像毛主席雕像成為歷史遺跡一樣，民主等觀念也成為“美麗的詞藻”--時尚的形容詞。在湖南長沙，雜志告訴你在何處可以看到毛主席塑像；在福建惠安，雜志建議你利用傍晚的光線拍攝奇異神秘的惠安女的照片，她們有“封建頭，民主肚”，因為她們的著裝方式是包著花頭巾、上衣很短且露出肚臍。這些期刊雜志一方面使中國消費精英的生活方式實現全球化，讓他們與生活在巴黎、紐約、東京的人們的消費取向和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引導他們透過國際旅行者的眼睛觀察中國，使他們與生活在社會較底層的國人構建起一種新的親疏與身份認同關系。

面對日趨激烈的對城市富裕消費者的市場競爭，本土雜志不去開發潛在的社會較低層消費市場，轉而走國際化的道路。這樣的競爭策略與政府的發展目標以及高層媒介管理人員的跨國流動現象正好合拍。例如，頗受歡迎的女性雜志《女友》得到政府的許可在海外出版發行。繼2001年在悉尼發行《女友》澳洲版以後，北美版的《女友》於2003年在溫哥華登台亮相，讀者對象主要是該地區為數不多、卻收入頗豐的專業和商業階層的華裔婦女。而其主要編輯人員之一正好移民加拿大，因此這種人事的跨國流動與國際化發展戰略極為吻合。

與此同時，中國成千上萬的農村女性因為沒有消費能力而同時遭到本國和外國資本的遺棄。目前，只有一份曾經得到福特基金部分資助的小型雜志農家女百事通>>是專門為她們而辦的。九億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工人的低消費加劇了中國積累過剩的危機。盡管中央政府在邊遠地區尤其是新疆和西藏投入資金加強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將此視為國家龐大的基礎建設的一部分，並實施了“村村通”工程，但是，在促進文化工業在農村市場或者社會底層城市市場的發展方面，政府采取的行動相當有限。雖然中央財政近年加大了對農村文化建設的投入，2004年對城市文化投入占總財政投入的比重仍然高達73。5%，比對農村文化投入如比重高47個百分點。422005年中辦、國辦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說明領導層對農村文化建設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認識，但是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關系和文化傳媒業發展的主導邏輯下，要開拓農村市場談何容易。反觀美國，其文化工業充分發展了本國市場，在此過程中成功開拓了本國中下層民眾包括形形色色的移民市場。這種能力對於美國文化產業最終實現在全球的擴張以及展示其世界性魅力，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相比之下，夢想在國際市場成功的中國文化工業卻沒能顧及或許不情願顧及人數眾多的本國流動人口和城市平民，更不用說農民了。中國與美國傳媒業在不同歷史階段這種發展路徑反映了福特主義與後福特主義資本積累形式時期不同的國內和國際整合模式。

階級、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文化政治

對於上文最後這一點，我們要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和研究。中國傳媒業的擴張發展作為跨國傳媒業對中國滲透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中國內部的階級關系政治漸行漸遠。因為它為數目相對較小的跨國階級利益服務的傾向性，中國傳媒業的擴張有可能深化正在崛起的中國經濟內部的矛盾和與國際資本主義的對立。在這裏，有必要進一步闡明它將產生的後果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