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跨國階級與中國政府交光互影，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於與國際資本融合的策略來維護其特權。同時，正如以上對傳媒業的跨國生產與消費所昭示的那樣，其成員已經在各個領域建立起廣泛的跨國聯系。一些中國的高級黨政官員的子女移民國外或為跨國公司工作；一些商界、政界或者中產專業人士往往會有孩子就讀於西方國家的大學或是語言學校，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人士在長假期間到溫哥華和悉尼等國際城市與家人團聚。中國統治精英為維護其在中國政治經濟體系中的特權地位，采取的是依靠FDI（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主導型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在這一政策框架下，中國一方面大量購買美國長期政府債券，間接支持美國的消費主義和軍國主義，43另一面卻未能在更大規模上在國內通過更積極的政策來促進有效需求，緩減貧富矛盾，從而維護國內社會的安定。與此同時，中國的中產階級精英們繼續依賴中國政府為其提供社會再生產條件。他們對於政府企圖控制其越軌行為的行動（如開展反腐敗運動）卻陽奉陰違，甚至辦理外國護照並將財富和家人送往國外。難以想象的巨額資金外流反映了中國FDI和出口主導型經濟奇跡的另一面。從二十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主要由非法轉移國家資產的方式造成的資本外流的總額不斷增加，甚至超過FDI的數額：1997年為364.76億美元，到2000年為480億美元。而FDI當年的資金數額為470億美元。44從2002年9月至2003年2月近五個月的時間，這一數字達到創紀錄的480億美元。45而2003年全年的FDI數額為535億美元。這些源自學術研究和新聞報道的數據很可能低於外流資金的實際數額。同一時期，大量私營企業家、政府官員或者其家人通過移民或持學生護照前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更有政府官員攜帶巨額財產逃往國外。統計數據表明，至2003年6月30日，廣東、河南、福建、遼寧、江蘇以及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共有4288位政府和國營企業的官員逃往國外，另有2709人失蹤（很可能也已出逃）。46而跨國階級建構的另一面則是成千上萬的中國農民借助國際販賣人口網絡湧入西方國家。他們中許多人淪落在紐約、洛杉磯和其他國際大都市的血汗工廠裏，過著包身工般的生活。

對於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而言，盡管跨國性（transnationality）日益成為階級關系重構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本國內部，瑣碎化、地方主義和特殊性也是階級關系重建的主要特征。首先，中國的階級權力由政治、文化以及經濟上的諸多因素構成。這一點從人們對腐敗的關註以及“權力資本化”、“官商”、“知本家”等提法的流行可窺見一斑。47第二，中國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相當大。48因此，社會分化最為顯著的分界線便橫亙於城市和農村之間。巨大的地區性與民族差異和性別歧視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分化。第三，在中國城市經濟領域，不同的經濟部門和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第四，隨著中國經濟由生產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針對主要消費品如城市住宅的政治特權在階級重構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9

階級重構所顯現的跨國性和多面性使民族主義政治和階級政治的鏈接更加覆雜化。一方面，如我在別處已經論及，由跨國資本、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精英和城市中產階級構成的霸權集團，已經在中國文化領域超越其他階層占據強勢地位。50其中，城市中產階級既是本土資本也是跨國資本所熱衷追逐的消費者。對階級話語的壓制、對社會沖突的控制，對消費主義和市場威權主義的培植，調和以由領導精英和中產階級所推動的社會改良主義（“關註弱勢群體”），構成了中國媒體和文化的官方主流話語。同時，以國家為中心的、以通過與美國的“戰略合作”建設強大中國的民族主義話語主導著精英媒體對國際事務、尤其是中美關系的報道。2004年初，當時美國的國務卿鮑威爾（ColinPowell）聲稱美國歡迎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前提是“中國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51中國精英媒介話語則應和著大談如何在美國的領導下成為“負責任的全球力量”，推崇“強強合作”的外交政策新理念。52到了2005年和2006年，面對美國右翼勢力更為顯露的對中國的敵意和經濟保護主義，中國的外交精英與主流媒體更是熱炒“中國和平崛起”的新概念，希望以此消解美國統治集團的對中國的敵意。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結構的調整居於國際資本主義霸權與國際不平等政治經濟關系之下，其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在對美關系上，隨著美國國內由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推行和福利社會政策的弱化、以及其國際霸權政策引起的社會文化矛盾的激化，美國的右翼政治勢力會不斷地制造中國威脅論，不管中國的自由主義精英們是多麽一廂情願地要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在國內，精英政治內部之爭與意識形態之分歧、平民抗爭、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文化與生態危機仍繼續存在；加之世界經濟受美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狀況的影響而具有不確定性，而中國經濟早已與美國經濟交融一體。53所有這些因素對中國能否在“非正式美帝國”的世界秩序中發揮有效的作用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多世紀，中國與世界融合過程的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社會精英的內部爭端和意識形態沖突。事實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通過對黨內左派勢力和知識界極右勢力的壓制而推進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是改革開放時代意識形態爭鬥的戒訓，而自由主義記者馬立誠、淩志軍則更把“反‘左’”歸納為改革開放年代“思想解放”的“主線。”5480年代的“反對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9年危機以及隨後左翼思潮的反彈都折射出中國這一革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無法回避、揮之不去的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遺產。圍繞對改革開放的政治性質的爭論以及左派反對與資本主義進一步融合的意識形態沖突一直靜靜悄悄地在精英之間和大眾媒體之外進行著。到了2006年初，官方意識形態一直在努力壓制與掩飾的有關改革開放基本方向與價值原則的所謂“姓‘社’和姓‘資’”的爭論又形成了一個高峰。《南方周末》2006年3月7日的一篇報道中寫到：“從2004年開始，社會上關於改革問題和方向的激烈爭論，被人為是繼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爭論，1989年到992年第二次大爭論之後的“第三次改革爭論。”55盡管傳統的社會主義左派勢力被邊緣化，少數堅持者年事已高，並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精英內部的政治沖突因面對政體的合法性這一當務之急問題被暫時壓制下去，中國的領導層既不敢也不能徹底放棄其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立國根基與思想遺產。相反，它不得不繼承這些思想以保持其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因此，中國的政治文化出現了奇特的現象：一方面，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實實在在；另一方面，《共產黨宣言》中所言的“共產主義的幽靈”，具體體現在來自左翼和下層民眾的對官商結合的市場威權資本主義的批評和對社會正義的呼聲，在中國大地上遊蕩。令右翼知識精英們失望與擔憂的是，隨著中國市場改革的深化和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進一步融合，由此帶來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以及下層民眾對經濟和社會正義的追求反而強化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與吸引力，從而使官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了新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含義。在國際宣傳中，譴責美國霸權主義仍然是相關主題，在國內，不僅特定的有關毛澤東和共產主義革命的“紅色經典”文化產品一直在被生產和消費著，而且新的以社會主義為名義的政治話語—從“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斷被演繹。

中國在改革過程中同樣遭遇來自草根階層多種社會抗爭的挑戰。下崗工人、靠退休金維持生活的退休人員、不堪重負的農民以及因房地產開發而被迫離開原住地的城市居民的抗議活動不斷發生。這已成為長久以來中國政治景觀中揮之不去的一幕。並且，這些抗爭活動越來越頻繁，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雖然政府通過妥協、壓制、制造階層內部分化、新聞審查以及阻礙廣大貧困階層間的信息溝通，使這些抗爭得到控制並被邊緣化，為了繼續吸引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和生產從而保持中國經濟的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直到2004年，當局必須繼續通過強制的手段來維持“這些年來事實上變得越來越廉價的靈活的勞動力隊伍”。56毫無疑問，這將進一步加劇社會沖突。另外，根據WTO協議，中國將開放農業領域，這同樣有可能加快農村人口的經濟錯位。雖然最近幾年政府對農民采取了減負增收的政策，資本積累中新的掠奪方式，如對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和環境的侵奪與破壞，成了社會沖突的新焦點。而民工的欠薪問題以及他們無法在城市養家活口這一事實更進一步阻礙了下層勞工階層在城市進行社會再生產並以他們龐大的群體成為社會消費主要力量的可能性。更值得註意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研究表明，一方面，高達95。3%的城市居民認為中國“各個階級階層之間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沖突，”而另一方面，高達一半的最高收入群體不支持多交稅以幫助窮人，以此緩解社會沖突。57盡管受到政治壓制與上層社會的藐視，媒體更是很少觸及，但由於其頻繁性和難以預料性，下層社會的抗爭猛然間正變成所有人都關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