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形成了中國古代獨特的史學傳統，這種史學傳統由孔子開創，它不僅只是對歷史事實秉筆直書，而且要在其中善善惡惡，褒貶是非，寄寓微言大義。所以中國古代像《春秋》、《史記》那樣的偉大史學著作，同時也可以說是哲學著作。由此更形成了作為中國哲學之重要載體的經學傳統，漢代的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等，都可以納入這種廣義的經學傳統，因為它們都是通過對歷史文獻的重新闡釋來表達其哲學觀念和理論體系的。

在這種闡釋中，引經據典，溫故知新，繼往開來，「史」便成為論證當下之「是」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參照指標，而「是」也就存在於歷史的延續之中。例如儒家的「道」究竟「是」什麽?用韓愈的話來說就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的那個東西[11]174，就存在於歷史傳統之中。個人的創造也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傳統中的創造。完全脫離歷史傳統而自以為「是」的東西，在中國哲學史上就不大可能被公認為「是」。

四、「是」與「時」

「是」與「時」兩個字本來就同源同義，此時當下即為「是」。「是」與「時」的密切關係提示著「是」作為當下此在之理解闡釋的性質，說明「是」具有時間性。「時」兼有「時機」、「時代」、「時勢」之含義。中國哲學善於在一定「時」的條件下來談論「是」，而不是把「是」看成是可以脫離具體時空而存在的東西。

因此能否「因時宜」、「識時務」也是判斷是非的一個標準。關於「時」對於國家政治的重要，《管子·霸言》篇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6]143可見政治措施之「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適「時」。什麽是治國的準繩 ?管子說「國準者視時而立儀」[6]388，商鞅說「當時而立法」[17]2，桑弘羊說「異時各有所施」[18]61。這都說明治國方法之「是」，是因時而作，因時而化，隨其事宜，不必因襲，可以損益。

「時」對個人的「是」同樣也很重要。《郭店楚墓竹簡》中有一篇《窮達以時》，就講到「時」對個人的重要，一個人的德行、才幹究竟「是」什麽，都依托於一定的「時」。一個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所處的「時」，得其「時」，他可能「是」英雄豪傑；不得其「時」，他就可能什麽都不「是」[19]145。總之，得時、適時即是，失時、違時則非。

因此中國哲學認為離開了具體的「時」也就無所謂「是」，求「是」的過程也就包含識「時」。「是」並非總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往往也會因「時」而移易，故《莊子》書中有所謂「移是」之說[7]805～807，孟子有名言曰「彼一時，此一時」[20]33，因此彼時之所「是」未必適用於此時。孔子既已質疑「觚不觚」，卻又妥協說「觚哉，觚哉」，說明「觚」固有其作為「觚」之所「是」的規定性，但這種規定性又不是絕對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因「時」而易的。也就是說是可以「變通」的。

《易·系辭上》說：「變通者，趨時者也。」孟子之所以稱贊孔子為「聖之時者」，就是說孔子善於因「時」而定「是」；因時定是，也就是「時中」。任何「事」都有具體的「時」，離開了具體「時」的「事」是不存在的；因此，「實事求是」也包含「實時求是」、「與時俱進」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