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上大學將我改造成為不同的、更訓練有素的和更知情的讀者。它開啟了一個過程，在研究生期間這個過程進一步加快，我逐漸將閱讀（寫作和思考）和我自己聯系起來，在我的能力和做這些事的資源（時間和金錢）發生改變的時候，我的閱讀方式也有所不同了。另一方面，大學也重新指導我的注意力從最初的、有時候不顧一切的努力通過閱讀解決自身問題轉變為培養一種能力將思想和道德問題轉變成為需要抽象的議題，再接著進行考察、研究並最終寫成文章。大學也鼓勵我思考我從前的習慣不僅需要改善和練習而且需要超越；為了成為我渴望成為的那種讀者，我必須居高臨下地看待我曾經的“壞”讀者。將這個過程視為一種偏斜就是承認，我那沒有經受訓練的、非專業性的閱讀方式不僅僅是我更成熟更專業化的閱讀的不成熟版本，而且是完全不同的閱讀。

至少是1960年代末期以來社會科學家上大學的方式體現了一種更具社會性的、放大的偏斜過程，而且產生了類似後果。比如高等教育的社會學家已經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將研究大學與思想欲望的討論、認知和學習的內在好處或者思想共同體割裂開來，相反選擇將焦點集中在更容易觀察到的，可量化的效果和價值上，以及更容易轉化為社會改革建議的東西上。當社會科學家討論大學效果時，他們很少指人們在上大學期間發生的變化或直接改變（或間接改變）。他們的意思是特定樣本中擁有或沒有學士學位的那些人可觀察到的社會和經濟效果）。

在其有關擁有和沒有學士學位者的人生期待差異的最近研究中，普林斯頓經濟學家安妮·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直言不諱地提出了，他們對高等教育學習缺乏興趣：

我們也並不首先關心這個問題，教育是否直接帶來更好的健康，或是否獲得額外教育是否讓個人的壽命延長。我們的根本推動力量是生產技術的變化和他們如何使用人類技能，而不是教育本身以及有關教育的問題。

但是，用強調大學的最顯眼能指和最容易交流的價值來評價大學的人，不僅是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請考慮辭職文學從個人懺悔向結構性分析和稱贊轉變的後果。必須將焦點直接和首先集中在批評和學術的物質條件上的命令，或許刺激某些讀者關注構成高等教育機構的等級體系和權力關係。但是，這同樣的力量和緊迫性也能鼓勵學術辯論，和思想衝突轉變為可預料到的機構崩潰擔憂，反過來，有關機構崩潰的擔憂轉變為學術方法或思想實踐的辯論。比如，在文學研究領域，有關最近“後批判”闡釋模式的辯論，已經變成了適當行動的道德和政治判斷指標。這些過快的換位將美德——認真關注知識的基礎設施和物質條件——變成了實用法則。理論和實踐都受到損害。

辭職文學和兼職教師文學的焦慮和異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專業夢想和承諾的職業前景——-自主的、不受約束的、有意義的專業研究生活被打折扣的表現，也是專業等級體系中處於下層的人，本來有資格期待的文化地位和資本遭到剝奪的表現。因為繼承專業主義特權的前景越來越黯淡，這些最新形式的辭職文學拒絕辭職；相反它們挑戰和越來越多地拒絕專業學術知識以及維持它存在的系統規範，一個他們不再承認自身的系統。

焦慮、異化和憤怒的個人體驗在某個意義上是絕對性的。這些感受構成了一種主觀性現實。但是，這些感受也得到相對理解。為了理解大學的社會效應，比如理解那些根據臨時合同或兼職合同為大學工作的人表達的感受也非常重要，不僅依據自己的條款，而且與學院其他人如本科生和“成人學習者”所感受到的焦慮和異化感受有關。除非這些感受得到承認是更大社會整體的組成部分，堅持代表陷入危險的機構抗拒和組織可能就過於狹隘了。不是爭取人人都獲得高等教育的烏托邦理想，我們最終卻在捍衛相對新近的特殊專業主義。（查德·維爾蒙《焦慮的程度》，吳萬偉 譯，原文：Degrees of Anxiety by Chad Wellmon，愛思想平臺 2021-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