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過去50年國家立法減少對高等教育資金資助的決策以及高等教育管理者放棄終身教職崗位使其轉變成為臨時勞工，我認為，這增加了人們對結構性條件和機構規範的關注，稱贊集體行動應該是必要回應。但是，我歡迎這種言論轉變的理由在我看來並不同於那些促使很多支持者采取行動的動機。　　

偏斜　　

我在弗吉尼亞大學工作時接觸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成人學習者，在某種方式上擁有衝突的體驗和學院理想。但是，他們的焦慮感、異化和憤怒擁有一個共同源頭：學院的意識形態、經濟和社會力量，這些力量塑造了他們的生活，其影響遠遠超過理想化的四年大學體驗。無論大學遭遇多麽不同，這三個群體都在大學實際上是什麽以及最廣泛感受到的影響之間的掙扎：偏斜轉向過程。

按照哲學家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的說法，偏斜（Deflection）給出了目標和目的分散和轉變成為不同形式的名稱，我對此概念稍微做了一些修正。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為什麽做某事或我們對某個行動帶來好處的理解發生變化。我們常常開啟一項活動，當初對活動結束時我們將成為什麽樣子或我們為什麽采取該行動只有模模糊糊的感覺。我使用這個術語，偏斜給出了不僅是發展過程（或簡單地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變化）而且有這些理由的減弱和扭曲。偏斜減弱，不僅僅通過轉變我們繼續實踐或做我們在做之事的欲望和理由，而且用看起來更少這樣的東西，替換看似清晰的可交流可管理的價值觀和利益。

最近，我受到推動反思了我自己上大學的理由，我在自己的書架上發現了藏在《歌德文集：詩人與思想家》（the Dichter und Denker）後面的一本廉價簡裝書。該書是拉文（T. Z. Lavine）的《從蘇格拉底到薩特：哲學探索》面向大眾的簡裝本，是根據1979年馬里蘭州公共電視臺播出的電視系列片修改而成。作者拉文是在喬治·梅森大學教書的哲學教授，曾在哈佛大學的美國實用主義者拉爾夫·巴頓·培里（Ralph Barton Perry）和劉易斯（C. I. Lewis）手下學習，他試圖從囤積知識為自己所用的大學教授手裏，奪回文學、哲學和知識的領導權，將其交還給每個人。她告訴《波士頓環球報》記者，在系列片播出十年後，人們寫信給她說感謝你，或描述閱讀柏拉圖如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拉文說“人們對這種節目似乎有一種饑渴。”《波士頓環球報》的文章接著說：

她說如果蘇格拉底當今還活著，他可能出現在電視上。沒有與世隔絕的象牙塔類型，就他自己。這個人在外面與人交談，惹人生氣，最終為理念而死。

他們不是在美國喝毒藥死亡，有些人的確把脖子伸出去，提高傳統主義者的血壓，他們感受到哲學家在大學和時代的地位。走出學界在過去十年已經到來，部分因為文科預算縮減，部分因為這個古怪瘋癲的世界能夠使用一些優秀的思想家。

閱讀《從蘇格拉底到薩特》時，我剛上高中。我不知道蘇格拉底是誰，薩特是誰，或拉文是誰，也不清楚大學出版社的專著和面向市場的簡裝書有何差別。我是在去打籃球或踢足球的路上看的——不顧一切地不受任何阻礙地閱讀。除了黑體通欄標題（柏拉圖、笛卡爾、休謨等）和組織這些章節的“牢不可破的問題”，我可能不記得書的大部分內容了，但我仍然使用《從蘇格拉底到薩特》作為簡裝書的購書清單：柏拉圖的《申辯篇》、休謨的《人性論》、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等。我閱讀這些書籍尋找觀點、術語和形象，摘選我收集的東西並宣稱那是我自己的觀點。語境、歷史和二手文獻並沒有讓我慢下來，我了解得不多，也不在乎它們，更不會對自己的無知感到尷尬。

我首先學會仔細閱讀或思考其他解釋並不是在大學進行的。我是從觀看父親的作為學到這些的，他沒有學士學位，他準備其聖經學習使用的是書籍中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詞語索引、希臘語和希伯來語詞匯表和評論。不過，是英語教授的確教導我重復閱讀和緩慢閱讀；德語教授教導我拿著鉛筆閱讀，政治理論教授教導我帶著疑問閱讀、充滿懷疑地閱讀、閱讀其中的隱含意義，他們結合起來教導我認識到文學和哲學的差別。（查德·維爾蒙《焦慮的程度》，吳萬偉 譯，原文：Degrees of Anxiety by Chad Wellmon，愛思想平臺 2021-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