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在生產、傳播並強化資產階級的基本價值觀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尤其是戲劇、小說等文類，由於其形式活潑、通俗易懂和受眾面大等特點，成為啟蒙運動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在摧毀封建階級的偉大事業中，文學家成為革命的急先鋒！

無論是法國百科全書學派，抑或德國漢堡劇院及萊辛劇評，或是雨果的浪漫主義戲劇等。這一過程隱含了兩方面的張力。第一個是民族文學與啟蒙普適價值觀的張力，即是說，通過民族語言文學，在強化民族身份認同的同時，從民族語言文學的角度推進了啟蒙普適價值觀的傳播。


據說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直言，英國寧肯失去印度也不能沒有莎士比亞！這說明一個文學家對於一個民族現代精神的塑造，具有多麽重要的價值，它遠不是地域和物質性存在可以比擬的。

第二個張力是現代性自身的張力，就是作為審美現代性一部分的文學，從贊美啟蒙普適價值開始，逐漸發展到與之複雜的緊張關係，構成了所謂的“現代性的張力”(17)。正是因為這一張力，後來經典的爭論才演變成為一場極具顛覆性的“文化戰爭”。

其二，現代性的體制建構又是經典建構的前提。現代教育的載體是學校，作為教育體制的基本形式，學校及其文學或人文教育，在經典選擇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誠然，經典的現代性建構，不只是學校一個方面來承擔，嚴格地說，應該是廣泛的社會文化機制，相互作用的合力作用。

回到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可以說經典的現代建構，是一個發生在公共領域里複雜的文化過程。這里可以采用一個相關的美學概念來描述，那就是所謂“藝術界”(artworld)，提出這一理論的美學家丹托認為，“把某物看作是藝術，就要求某種眼睛無法看到的東西——一種藝術理論的氛圍，一種藝術史知識，即藝術界。”(18)

把這一陳述挪移到經典的現代建構問題上來，我以為也是同樣適用，就是說，把某個文學文本看作是經典，同樣也需要某種文學理論氛圍或文學史知識，那就是“文學界”。後來，迪基將藝術界進一步規定為包含若干系統的制度環境，其中堅力量是一批組織鬆散卻又互相聯系的作家、批評家、文學史家、理論家、美學家等。(19)

如果說文學經典的建構，是一個系統運作的合力作用的產物的話，那麽，在這個系統中，存在於公共領域中的文學界，顯然是比教育界更加直接地，參與了經典形成的建構工作。以霍布斯鮑姆的論斷來看，“發明的傳統”具有“人為性”，經典的現代建構也同樣如此。


社會學的一些發現，很能說明這個過程是如何運作的，特別是鮑曼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法者”角色的確立。啟蒙運動以降，知識分子登上了資產階級社會，和文化進步的歷史舞臺，在權力/知識的共生關係中，他們逐漸變成為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立法者。”“立法者”的功能不僅體現社會的政治法律層面，同樣也廣泛地體現在文學藝術或美學層面。

其中之一就是偉大的奠基性工作——“文化的發現”(這里我們也可以稱作“傳統的發明”)。“文化的發現”核心就是賦予文化以三種觀念: 樂觀主義(人性的無限可塑性)，普遍主義(存在一種普遍適用的完美理想)，和種族中心論(18世紀歐洲的思想代表了人類至善的頂點)(20)。


鮑曼注意到，在整個現代時期，美學家、批評家、理論家或哲學家們，牢牢地控制著趣味判斷和藝術判斷的大權，“另一種形式意味著不受任何挑戰地操縱各種機制，以使不確定性變為確定性，意味著作出決定，發表權威評論，隔離，分類，對現實施以限制性的規定。換句話說，控制意味著對藝術領域行使權力”(21)。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些奠基性的立法工作，學校的文學教育如何選擇經典，就會變得沒有標準而無法實施。鮑曼所說的美學家、批評家、理論家或哲學家在“文學界”所做的“立法者”工作，從啟蒙運動到20世紀中葉一直延續著，他們自身的權威性也是通過確立權威的經典及其標準而得以實現，就像我們前引哈里斯關於經典遴選式的作家與經典互惠一樣，“立法者”也是通過立法本身來獲得自己的象征資本和文化權威。


因此，現代公共領域中的文學界的立法工作，完美地實現了知識和權力的相互作用。從表面上看，經典就是那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偉大作品，它們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一個披沙揀金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脫穎而出。

其實不然！如果我們深入到現代性公共領域的文學界運作體制中去的話，就會發現霍布斯鮑姆所說的“發明的傳統”那隱蔽的“人為性”。


(17)參見周憲: 《審美現代性批判》，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18)Arthur Danto, "Artworld,"Carolyn Korsmeyer, ed.,Aesthetics: The Big Questions Oxford: Blackwell,1998),40.

(19)迪基: 《何為藝術？》，李普曼編: 《當代美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1頁。

(20)(21)鮑曼: 《立法者與闡釋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頁，第1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