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無論讀薄伽丘還是卡夫卡，讀波特萊爾還是本雅明，我的頭腦中都會出現中國的作者。我讀艾略特、奧登，就會去想我們當中有哪一位詩人堪比其視野；讀里爾克，就會想起某位詩人亦有如此的端儀和穩健的寫作姿態；讀葉賽寧，就想在我們當中找一個溫軟又清臒的美的替身。誠然，有許多是無法對應的，策蘭能對應誰？史蒂文斯能對應誰？我們的印刷廠會走出另一個惠特曼麽？我們的博物館能孕育一個叫博爾赫斯的遺忘大師嗎？如此熱衷於比照有時令我痛苦。就像在血親之外尋找遺傳比對信息，會有多少失意和渺茫。現在我仍不時遠眺西方，想著赦罪僧是如何被伊阿古傳承的，在喬叟和莎翁遙相呼應的筆下，這些被創造的俗人如何為自己而活，為自我反省、蒙蔽、警醒，在藝術的虛構中成為自我的極致；想著薄伽丘如何在故事中開著俗世的玩笑，將創造力賦予那些情欲飽滿的女士；而我們的文化大家錢鐘書先生又如何從中博采藝術之蜜，在“燕女濫竊之局”（錢鐘書）中徜徉他的好奇心。約翰-彌爾頓那帶著歡欣的自負多叫人神往啊：“讓我能把肉眼看不到的東西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並且敘述出來。”而他的虔敬又把我寫在這樣的詩句里：

我作為地上的人，

在您的指引之下，闖進天上的天，

呼吸您所調劑的最高天的空氣。

希望同樣指引我平安返回故土。

——彌爾頓《失樂園》，朱維之 譯（上譯社1984年版）

是的諸位，我一直在故土。我愛故土的詩歌勞動者。我經常想象臧棣從大學的朗誦會場一溜煙跑到戈壁去了、清平穿過北平什麽樣的街巷、桑克在哈爾濱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築中轉悠、陳先發在合肥傍晚的黑池壩慢跑、柏樺守著成都校園的一方寧靜；我還想象安慶的余怒如何緩慢如蝸牛、馬鞍山的楊鍵毅然走進魏晉深深的山水中。我在個人的僻壤，想象過無數師友的可能生活和寫作。現在——2016年的秋冬之交，我眺望祖國的西部——重慶或崇山峻嶺中的“下南道”，那兒有一個從未相識的詩人。他還安居山林之中嗎？他在重慶起伏的街巷徘徊嗎？他不是蘇格拉底，卻始終徘徊在十字街頭；他不是波特萊爾或本雅明，卻是一個與時代若即若離的“遊蕩者”——是的，波特萊爾描述的遊蕩者，本雅明式的體制外“文人”，薄伽丘、薩凱蒂式的帶著諧謔玩笑和俚話的“寫作壞蛋”。他是宋煒。

（二）

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年輕的宋煒以文字構築了一個封閉自足的“黑白世界”，那麽在新世紀之初，中年宋煒已出離他抱守諸多清規的黑白世界。他道士般的容貌和安守一方之心何以蛻變我不知其詳。據敬文東《宋煒的下南道》一文介紹，宋煒始變乃受成都一班朋友的某些調笑之舉所使，初嘗某道人生之蜜；數年間他輕車快馬轉折京城，逐獵繁華又返身重慶。其間生活和變故，仍有諸多不詳。但我想，寫出《家語》組詩的宋煒何等堅毅之人，他定有某些不為人知的求變意圖。正如《家語》中的宋煒面對室外的鼓噪與蠱惑氣定神閑、無動於衷，置身光怪陸離之彩色世界的宋煒又豈會和盤托出他的心思、他的“所為何來”？一部傳奇般的宋煒，他的真切，唯有可能來自於詩。

但有誰知道我夢中的鮮花能否在

像堤岸一樣被沖刷的泥土中，找到那

給予它力量的神秘滋養？

西貝爾，誰愛它們，增加它翠綠的清新？

——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

將我們的世紀與波德萊爾的十九世紀相比，定然能列舉諸多差異。但波德萊爾所處的社會生活格局，他所面臨的大眾，卻與我們有某些驚人的一致性。譬如大規模工業化，以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工人們對自己行動的調整“以便同一種自動化的統一性和不停歇的運動保持一致”，大街上人群總是行色匆匆，喧囂中面帶冷漠，文明大眾的標準化、非自然化的生活潛伏著不可輕易觸碰的躁動因子。波德萊爾正是置身於這樣的大眾之中，貼近他們的呼吸，在街頭行人的推搡中，成為後世文學批評家們眼中的時代“遊蕩者”。這個遊蕩者眼中的巴黎和奧古斯特-巴貝爾眼中的倫敦沒有多大區別，只是後者在描述上更裸露更富於傾向性：

伴隨著巨大而陰沈的雜物堆

一個發黑的人，在寂寂中生死。

千萬種生命，循著命定的本能

或善或惡的手段追逐金子。

 ——奧古斯特-巴貝爾《抑揚格與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