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引言

史詩，已死。

這並非此時宣告，而是數個世紀以來，我們已經看到這一歷史消亡痕跡。

當然你可以反駁。譬如，二十世紀的普魯斯特和喬伊斯仍寫出了史詩，哈特-克萊恩、艾略特的一些作品也具有史詩的品質。你甚至認可當代本民族的一些作家，譬如張承志、張煒、韓少功、陳忠實、阿來、莫言、余華等等，他們作品具有史詩品質。

但是固執一點，人神共舞是非同一般的智力遊戲，像排演上帝的消遣。史詩遵循著時間配份。當人類生產技術進步到一定時候，史詩就如同蛇褪去的老皮。至於新生的蛇皮有沒有史詩性，我們只能說，傳承是生命的上帝意圖，也必然顯現差異。考察人類早期神話史詩，你會發現其二重性，一方面它顯現原始力量，事件生發無端，走勢崎嶇而偏離“唯一正確”趨向性，諸神沖突、人神沖突將“理性的困難”帶到我們面前；另一方面，神話史詩無不形成“巨大的懸念”，賦予上帝智慧以顯在形式。檢索人類文明史及其藝術史，我們都可在神話史詩中找到對應現象，和命運的“寓言”。史詩巨大的時間包容性是無可比擬的。美國極富開創性的詩歌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在其論著《史詩》導言部分說：“倘若遵照荷馬、維吉爾、彌爾頓創作的史詩的標準，我們現今已沒有可稱為‘史詩’的體裁。”

當然我們可以說，沒有什麽材質是能耗盡的。譬如喬伊斯《尤利西斯》依然能從古希臘神話中借用題材，從但丁和莎士比亞那里獲得超越他這些先輩的技藝，只不過古老的英雄融入自然主義流程，在新的現實面前展現人類個體處境（1）。這也許切合漢娜-阿倫特在闡釋本雅明時所說的“在寓言的真理中最大限度地展現現代歷史的‘墮落的具體性’；是在一個看似無法逆轉的災難過程中提示救贖的微弱的、但卻是值得期待的可能性。”（2）我們別忘了，喬伊斯的超越不在拯救史詩，《尤利西斯》也不構成對古希臘神話史詩的回光返照。喬伊斯僅是找到技藝的一個切入點，一個他所處的時代“‘藝術’和‘理性’的最富成果的存在方式”。這也是本雅明的努力方向。本雅明的知識論理想，接納了萊布尼茨的術語“單子”。也就是說，本雅明的“當代”讓本雅明接受了“思想變成單子” （3）。我以為這也是《尤利西斯》作為時代文學藝術超級成果的一個注腳。在本雅明那里，“智慧的史詩性方面已經死滅”。在其長文《講故事的人》中，本雅明考察並揭示了智慧的史詩性方面死滅的多種成因，譬如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故事傳授者與受眾的心理變化、史詩形式與歷史學關系的變化等等。他引用保羅-瓦雷里的話表明時間對敘述和故事材料的雙重棄用：“人們從前還模仿自然的徐緩進程。精雕細刻以至完美的小工藝品，象牙雕，光滑圓潤造型精美的寶石，透明薄片疊加而成的漆器漆畫——所有這些日積月累、獻祭式的產品正在消失。時間無關緊要的時代已為陳跡。現代人不能從事無法縮減裁截的工作。”（4）隨著科技的進步，機械流程作業代替了手工制作，產品也許精細有加，但失去諸多溫情的感性成分和恣意的幻想成分。人們對於時間的感應亦愈來愈遲鈍。與此同時，人們對於死亡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死亡越來越遠地從生者的視界中被推移開”，本雅明認為這意味著永恒觀念的沒落。本雅明說：“我們必須把史詩形式嬗變的節奏，想象成猶如在地球表層幾世幾劫中漸漸發生的滄桑。”（5）

客觀來看，史詩的衰微也意味著別的敘述形式的出現，譬如小說。本雅明認為史詩“作為一個寬泛的尺度，兼容故事和小說的要素”，“小說從史詩的腹中脫胎而降”。（6）本雅明把小說和故事分開來看，認為二者記憶的顯形不同。小說可以很長，但止於“劇終”——意義的揭曉；故事偏短，但可以沒完沒了地陳述。永無休止的故事給史詩的構成提供了素材。本雅明對小說的見解也許不適合我們，我們民族的小說不脫胎於史詩，或者脫胎於未成形的史詩或史詩殘片亦未可知。

就整個人類而言，史詩的消亡是人類藝術創造史的大事。對於熱愛詩歌的人，詩歌在怎樣的形式中活下去就值得檢索。眾所周知，無論東西方，形式短小的抒情詩的存在史也很古久，且書寫延續至今。與體量碩大的史詩相比，抒情詩就像小獸更容易逃過星球劫難，至今沒有顯現衰敗跡象。從整個時長看，抒情詩也不妨說替代了史詩活著，因為它同樣能點醒時間記憶和人類的某些神秘體驗。之所以說“點醒”，是因為抒情詩中的史詩因素是閃忽的、非鏈形的、非完整故事形態的。從稍長的時間尺度看，小敘事詩作為一個詩歌形式存在，像是對抒情詩孱弱身板的補短樣式。多數小敘事詩的敘事，仍是為情愫鋪展，其間的倫理指向和現實訴求是單純的，可以訴諸政治解決方案的；構成形態上，也是封閉的。我們能從西方一些敘事詩上看到史詩榮耀的投射，譬如雪萊和柯勒律治的某些敘事詩、艾略特帶有根本性隱喻的“荒原”等等，但還不足以見到史詩那最高的雄心和力量。

談論史詩的消亡，與談論時間的消逝應無殊異。我個人不帶任何悲慟情愫。就像人類早期的集體狩獵一樣，它被後來的技能和勞作模式取代，是不需要悲慟的。人類早期的諸多創造，除了受基本的生存法則驅遣，是沒有什麽過多訴求的。史詩在集體智慧中的緩慢形成，恰恰是集體創造的無意識使然，甚至可歸於米蘭-昆德拉意義上的“玩笑”。所謂“雄心和力量”，並非說史詩創造之初既設定什麽標高，完全是後世景仰所會。正視史詩的消亡，意味著正視集體無意識創造在時間中的瓦解——我們可以成為神話與史詩的尋跡者，卻不可以回到集體無意識創造之中。由此，喬伊斯和本雅明遭遇的有關藝術存在方式的艱難決策也是我們必遭遇的——盡管史詩智慧離我們似乎比離他們遙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