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倫理（4）

相反的，伊朗也是第三世界，卻在這幾年用激烈的力量去對抗第一世界。我們在臺灣報導*教國家的信息，常常是翻譯自美國新聞，對於*教國家的印象，就是*、野蠻、恐怖分子很多，我們並不知道像伊朗這樣的*教國家有什麽樣的文化，在近百年來受到什麽樣的屈辱，只知道在*教文化中，一個男人可以娶四個太太，我們透過美國人的轉述，覺得這個文化很落後，就是屈辱了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族群生態。我們從來沒有好好認真思考，伊朗之所以為伊朗的原因。

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1940—?）的電影，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歡。尤其在臺灣這麽快速、這麽講求物質的社會裏，實在更應該安靜地去看看阿巴斯的電影，像《櫻桃的滋味》（ATasteofCherry）。阿巴斯是留過學的，他也有受到第一世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所以他的電影裏有一幕是導演要一個女孩說“我愛你”，這個女孩是臨時演員，前面臺詞都沒有問題，每到那一句“我愛你”時，她就講不出來。導演說，你怎麽搞的，你現在應該講這句話。女孩說好，可是開麥拉後，鏡頭對著她，她還是講不出來，就這樣重復了二十幾次。那部電影很奇怪，我想沒有耐心的觀眾大概看不下去，我第一次看也覺得莫名其妙，這個導演怎麽會一直重復，那個女孩也一直重復，為什麽這麽一句簡單的臺詞，她都說不出來？讓導演簡直是氣死了。

最後有人把導演叫到旁邊說，這裏的女孩子不可以跟男人講這句話，因為她還沒結婚。雖然導演認為他是在拍電影，它並不是現實人生，可是對一個*教信仰的女孩來說，她就是說不出口。

阿巴斯要說的是一種信仰，不是因為拍電影，就什麽都可以放棄，要*服就*服，要船沈之前拉美麗的小提琴曲就得拉，那是意識形態的包裝。在泰坦尼克號沈船的慘劇發生時，有人拉著小提琴嗎？會感傷、浪漫到這樣的程度嗎？

我們常常不知不覺受到意識形態影響，卻以為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當然，臺灣也有一些自覺的人，在電影界裏像是侯孝賢、蔡明亮，都是我很尊敬的，他們努力地讓臺灣有自己的身份，讓全世界知道原來有一個叫做臺灣的地方，有兩千多萬人是用這樣子的方式活著，一點都不虛假。

生命中幸福的開始

我自己曾坐在佛羅倫薩的亞諾河畔，思考著一個文明、一個文化，寫下了《叫做亞諾的河流》（收錄於《寫給Ly'sM》，一九九九年聯合文學出版），我思考著這座城市很多的前因後果，這裏的人經過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承受宗教對於人的壓力，一種禁欲、對欲望的不可討論，才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從宗教的禁忌中掙脫，去確立人的意義，開始畫人。在前一千年中是不可以畫人的，因為人沒有被描繪的價值，但從那個時期開始，他們開始面對身邊的人、開始去描繪，所以今天我們能看到蒙娜麗莎坐在那邊微笑，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肖像畫而已，它標誌著一個人可以被當成人看待的意義與價值。

我坐在那條河邊想，在我們的文化裏，人一直是面目模糊的，也很少去思考人的意義與價值。我們似乎很少有一幅能讓你記住的肖像。當然，我們會在某些地方看到少數幾個肖像立在那裏；或者打開報紙、打開電視，看到許許多多的肖像，一個兇殺案裏就有兩個肖像，一個殺人的、一個被殺的。肖像似乎無所不在，卻好像沒有一個可以被記憶、被欣賞，或者被仰望、被思念的，它能夠穩定地存在著，而不被時代沖毀。我想這是為什麽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時期會讓人懷念，因為人的生存價值與意義，在那樣的一個思索過程中，留下來的肖像是足以作為榜樣，引領每一個人去努力的。我們的社會好像少了這一個部分，是消失了或者是被沖亂了？

新倫理（5）

我並不是說，要恢復過去的英雄崇拜，或者是對於偉人的仰望，我不覺得應該要退回到那個時代。可是我會感覺到，崇拜本身是一種高貴的情操，我不希望針對某一個個人，但我希望心裏能保有崇拜之感或者仰望之感。我自己一直在尋找一個使我可以仰望的生命的意義跟價值，我會跑到佛羅倫薩坐在河邊，是因為我覺得有些生命是讓我崇拜的，他們讓我覺得他們是崇高的生命。可是對新時代的年輕人而言，他們在商業文化裏成長，不知道什麽叫做崇高，甚至他們所崇拜的偶像，也可以是不崇高的，可以拿出來調侃、開玩笑或者汙辱的，這時候我會覺得有一點混亂，就是人內在有沒有一種情操叫做崇高，或者叫做潔凈，或者叫做高貴？如果沒有的話，是不是人性就走到不高貴、不崇高，比較低俗的或者粗糙的狀態中了？

我常在旅遊中，到了某些文化的市鎮，就會拿來跟自己的故鄉做對比，心裏有很多很多的反省與感觸，當然一下子不可能有答案，只是心裏面會懷著一個很大的盼望，應該不至於完全落空吧，總覺得會有一些踏實的東西，在這個社會裏面慢慢被找到。

今天我們說，這是一個富裕的時代，商業的富裕提供了物質上的滿足，我們很容易得到想要的東西，一雙鞋子、一件衣服，甚至一個人，拿錢就可以買到了。可是中間有一個東西，在容易購買、容易販賣的過程中，遺失掉了，這個遺失的部分恐怕就是臺灣目前最大的難題。

小時候，我們會為了一本同班同學忘掉的筆記本，翻山越嶺渡過淡水河送去他家，那時候淡水河橋很少，我要繞很遠的路，從延平北路、迪化街，一直走到今天的大橋那一帶，然後走過大橋到三重，到同學家，現在那個記憶很深……

我的意思是說，“難”絕對是生命中幸福的開始，“容易”絕不是該慶幸的事。

我的學生說他們要找人上床真的好容易，可是我覺得他們的愛好短淺，我好高興我那個年代這件事是難的，所以會有渴望、有盼望、有期待，所以到最後有珍惜。

我家裏有很多破鞋子，朋友來看說，這個起碼已經十年沒有穿了吧，我說對，他說那還不丟掉。我不知道為什麽我丟不掉，我覺得真的是很難解釋，因為它裏面有記憶，它不只是一個物件。這些鞋跟我的腳已經發生了一種每天一起走路，走過長長一段過去的關系；同樣的，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雖然他的身體在衰老，可是你會知道他衰老的每一個細節，所以你不會輕易離開。我常常聽到學生跟我講他們的苦悶之後，我一方面悲憫，另外一方面對自己有好大的慶幸，慶幸我沒有活在他們的時代裏。我知道他們的苦惱在哪裏，可是我真的也無法為他們解答，我只能告訴他們，可不可能多一點盼望、多一點期待、多一點珍惜？

可是所有的物件、關系都真的太容易獲取了，教他怎麽珍惜？他知道永遠還有機會要很多其他的東西。

我常常跟人家講，從來沒有想過要去伊朗，但因為阿巴斯，我想去看看這個國家。我尊敬那個民族，因為那裏有一個這麽好的導演，讓我看到生命有信仰，有一個他非常相信的東西。尤其是他有幾部電影是在伊朗大地震之後拍的，路也斷了，物資都沒有了，在那個狀況下伊朗人還是活下來了。我真是佩服這個導演，他把人的信仰忠實呈現出來了。

新倫理（6）

信仰本身是一個過程，它並不在於終結點，也就是說，你不是真的要崇拜一個人或盼望一樣東西，而是保持心裏面的崇拜感；這個崇拜感的對象可以是對宇宙、可以對不可解的海洋潮汐、可以對人世間復雜的因果。這種信仰、崇拜感是經過思考的，不是像過去有一段時間被強迫要崇拜英雄偉人，這種強加的崇拜，是權力者的愚弄，所以我們會覺得很痛苦。

另一方面，商業用金錢堆砌的偶像，也會讓人沒有辦法思考。你去買他的照片，買他的商品，看到他就興奮得又哭又叫……我想，那是另一種形態的愚弄。在我們擺脫政治上的愚弄後，商業上的愚弄卻是變本加厲地在發展，這也是我們要做的反省。

社會需要多一點思考

其實我對《古蘭經》不了解，對*教也不了解，可是我看到阿巴斯的電影之後，我覺得我不應該在不了解的狀況下隨便批判。那裏面有一種我不了解的力量，在地球上有這麽多的人信仰這個力量，它不應該是隨便被批判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就像在阿巴斯的電影中，有一些蹲在清真寺門口的老人，對他們的孫子說：“你過來。”孫子就跑過去，然後爺爺就罵他兩句，孫子就走了。然後老人就跟旁邊的人說：“小孩子沒事要罵他兩句，他才知道敬畏。”

在臺灣，若是提出這樣子的教育觀念，不被罵死才怪呢。

但這就是這個導演讓我佩服的地方，他不作假，他讓你看到：就是這樣子，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我記得小時候在廟口也是這樣，常常無緣無故被一個不認識的老人叫過去，罵我一頓說：“你現在不是應該在學校上課嗎？怎麽會在這邊逛？”

我想，那是一個倚賴在土地裏的人才會有的信仰，現在絕對沒有人會如此吧。我有一個學生說他晚上八點鐘在SOGO百貨前被不認識的人打，沒有一個人伸出援手，最後他是自己跑到醫院去包紮。如果我們覺得老人隨便叫小孩子來罵兩句，是很壞的教育，於是宣揚另外一種自由的教育，就有可能變成走在街上被殺了也沒有人管。這兩件事可能是一體兩面的。

很多朋友對我說，好羨慕你演講的時候可以輕輕松松就把唐詩宋詞背出來，我說你不要羨慕我，那是小時候被爸爸懲罰，做錯一件事，就罰背一首詩，是這樣背出來的。可是，我當時所受的管教，對現在的人來說是不好的教育，現在的孩子一不能體罰，二不能強迫背誦，要用理解的方式。所以可能在他記憶力最好的年齡，沒有去記一些東西，長大之後，就沒有文學的庫存。我的意思是說，所有的東西都是一體兩面，有正面有負面，有優點有缺點，我們常在改革的過程中，把過去所依循的負面缺點放大，不思考正面優點，等改革過來以後，又只看到新制度的正面，沒有看到負面，因而變成另一個更大的問題，直到下一次的改革。

我們實在需要更多的思考。

像伊朗這麽一個*教國家，在世界上也不占什麽分量，或者說微不足道的，可能過去看到的消息都是負面的，可是從阿巴斯的電影，我們可以看到伊朗文化裏深厚的東西。我想，這是第三世界應該要有的覺醒，不是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物化過程中隨波逐流，一旦我們把這些重要的文化丟了，有一天要回頭找也找不到了。臺灣是最明顯的，在短時間致富後，就被沖昏頭；可是實際上，一點點政治上的風吹草動，一點點國際局勢的風吹草動，臺灣都會被吹得東倒西歪。我們在財富上很囂張，但這是假象，也很危險，我甚至覺得，很多人看了電影《小鞋子》裏小男孩為了一雙鞋那麽拼命時，會說：“這還不簡單，我們就送三億雙鞋子去嘛。”

新倫理（7）

我非常害怕這樣的事。

我中學時代，菲律賓是我非常仰望的國家，那時候我們有菲律賓的僑生，覺得他好棒喔，因為他穿的鞋子是我們沒有的，好時髦。後來菲律賓因為政治的黑道、黑金的問題不能解決，讓菲律賓人要離鄉背井去賺錢，淪為亞洲的菲傭。

我其實很害怕，因為我覺得我們並沒有那麽厚實的基礎，而我們的自大，將使我們落入不能順利發展的狀態。

人際關系的變幻

當我們從“要花很長的時間期待，很困難地得到一樣東西”變成很快速、很容易就能取得，而且選擇更多，於是有後來的不珍惜。當這個現象轉換到倫理跟人際關系上，就會變成一種新的問題。

譬如現在的網絡戀情、*，那種情愛關系的混亂。當然，我說“混亂”是用過去的倫理來看，可是我們都知道，倫理、愛是跟著環境在變，並不是絕對的，它其實也跟很多東西錯雜在一起。

我住在巴黎的時候，我覺得法國整個社會的節奏與速度沒有像我們那麽躁動，因為它本身的舊傳統和新科技沒有完全對立。法國的科技當然比臺灣進步，可是相對的，他們的文化也深厚，而我們經常在炫耀高科技，社會文化卻是短淺的，缺乏一種厚實的淵源讓我們穩定下來。尤其我們還有一個很深的矛盾，就是試圖要與文化母體切割，可是當我們為了不受母體限制，而把母體深厚的文化淵源也切斷時，自己就會變得很短淺。

臺灣真的有重重的矛盾，我們希望自己不受母體幹擾，不會被飛彈威脅，所以把自己一步一步孤立出來，最後母體的大文化、大傳統，以及很深厚的倫理，也被切斷了。今日社會上很多關系的混亂，都跟母體文化切斷有關。過去我會覺得，沒關系，切斷就切斷，管他的。可是當問題一個一個浮出來時，我開始覺得那種矛盾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要忘記《論語》曾經在這個島嶼上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如今它變成一個腐朽的符號，慢慢消失；還有那些戲曲、那些傳統的詩詞，在泛政治的思考之下，都變成不合時宜，也慢慢被淘汰。這種矛盾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解答的，臺灣大概特別需要有更周到、更周密的心思，才能夠在轉型過程裏不會掉入進退失據的困境。

我想，一個社會的變跟不變，只是一個互動的關系。在快速的變動當中，我們完全遺忘了不變性的穩定力量，就好像我們切掉了《論語》、唐詩、宋詞裏面基本的精神，接下來，什麽東西可以替代它？

臺灣的富有並不是因襲而長久的，外在的變量還是很大，所以我們對於財富其實是有焦慮感、不安定感的，在這樣子的狀況下，我觀察到臺灣的一些企業或者家族，流動性很大，好像隨時準備著要走，或者是要結束，或者要變壞，與歐洲資本主義那種一代一代傳承的企業，絕對不一樣。我想這個是臺灣目前一個巨大的悲劇，也使下一代處於一個慌亂的狀況，這裏面最有趣的是，我們切斷了文化，卻保留了過去中國家庭裏面對孩子的保護和供應，所有東西都給孩子，所以今天的孩子，他們為所欲為，予取予求，因為傳統的父母對子女的愛已經變質成一種墮落的引導，就是讓他們取得物質變得非常容易，要什麽就給什麽，他們從小就沒有艱難取得東西的經驗，艱難是一種教育，沒有艱難感就沒有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