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微觀的”歷史敘事

從宏觀到中觀，再下來自然就是微觀。微觀的歷史敘事在這里，主要是指關於視覺文化，甚至更加具體的、特定視覺文化領域的歷史敘事，比如藝術史或電影史或工藝史等。微觀的歷史敘事著眼於，視覺文化內部的發展，著重於解析其內部各種視覺要素的歷史轉變。諸如藝術史的路徑。

顯然，藝術史討論的是各類造型藝術（繪畫、雕塑、建築等）的歷史發展，不同的藝術家、藝術品及其相應的風格類型的歷史發展和差異。顯然，藝術史模式與視覺文化研究關係更為密切。


藝術史家夏皮羅(Meyer Schapiro)認為，藝術史的歷史分期有三種主要類型——政治朝代型、文化型和美學型。“第一種類型的例子有：加洛林王朝的、奧托王朝的、都鐸王朝的，第二種類型的例子有：中世紀、哥特式、文藝復興，第三種類型的例子有：羅馬式、古典的、風格主義、巴洛克。” (16)

在這三種藝術史分期模式中，第一種嚴格地說不是藝術史自身的標準，而是以政治體制和王朝的更替為標誌。這種方法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中也極為普遍，諸如先秦文學、唐宋文學、明清文學等。第二和第三種模式的視角顯然要狹窄得多。文化型更多地觸及到不同時代的藝術的整體文化特征，它文化自身而非政體或朝代。第三種路徑更為狹窄，是典型的微觀歷史敘事，因為它的劃分標準完全是藝術發展內部的美學形式。


所以夏皮羅認為，在這三種模式中，第三種模式即美學的模式最為普遍，原因也許在於它比較深入地，觸及到藝術自身的風格、形式和美學表現特性。因為顯然，政治朝代式的歷史分期，並不是就藝術自身來加以區分，而是從外部政治朝代來加以區分，它較少涉及到藝術自身的變化。

不同的朝代的更替並不意味著藝術的必然改變，其間某種藝術風格或形式的延續是可能的。我以為，針對視覺文化而言，夏皮羅的看法有必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正，美學的藝術史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它往往局限於藝術內部的風格要素的發展轉變，容易忽略外部文化因素的影響和背景性的分析。因此，將美學型的藝術史分期與文化型的藝術史分期結合起來，也許更切合視覺文化的歷史分析。

隨著視覺文化研究本身的發展，隨著對視覺文化這一概念理解和解釋的更加具體化和更加明確，視覺文化自身的歷史描述與分期的方法也就應運而生。在這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值得關注。

法國學者魏瑞里奧 (Paul Virilio)對視覺、速度和戰爭等現代性問題有開創性的研究。他注意到，每次技術革命的結果都是速度的提高，而速度成為當代社會和文化的重要因素，從傳播速度，到生產速度，再到眼睛觀看的速度等等（比如步行、坐馬車、乘火車或飛機，其觀看事物的速度截然不同）。

依據速度及其技術對文化的深刻影響，尤其是人類社會三次重大的技術革命對文化的影響，他將近代以來的視覺文化區分三種不同的歷史形態。


第一個階段，是所謂“形象的形式邏輯時期”，它是以繪畫和建築為代表的古典文化時代。這一階段終結於18世紀，其基本特征是通過各種形式法則，來塑造世界及其關於世界的看法。比如西方繪畫中的透視法則的發現和完善，這一法則強調了理性的觀看和固定的眼光，它把世界設想為一個有序的整體，再現（或表征），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視覺表現原則，而代表性的視覺樣式是繪畫（比如文藝復興“三傑”的繪畫作品等）。

第二個階段，他名之為“形象的辯證邏輯時期”，這一時期代表性的視覺樣式則是攝影和電影，在時間上是貫穿了整個19世紀，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依照魏瑞里奧的研究，所謂“辯證邏輯”的形象，主要是指在公共領域中的廣告、攝影和電影等視覺表現形式，它們一方面是以“公共表征”的為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現出觀眾和符號之間的互動交流。

第三個階段，是“形象的矛盾邏輯時期”，其代表的視覺樣式是攝像、全息攝影、數碼攝影和電腦圖像。不同於第二階段那種形象符號的公共展示和交流，新技術手段的發明，使得圖像的交流傳遞，變得越來越私人化和家庭化了。換言之，“公共表征”，在魏瑞里奧那里，是指形象的展示和傳播是在公共領域里進行的，比如在大街上的廣告，電影院里放映的影片等，這類主體間的交往主要是在公共領域里展開的。

(16)參見常寧生編譯《藝術史終結了嗎？》，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