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二晤龍應台

一

這樣的巧合，按流行的說法，就是緣份了：幾年前，作家龍應台走馬上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後的第一次海外演講，是從台北“逃課”出來在耶魯大學講台所作的“台北、上海雙城記”；“文人從政”一千天以後，龍應台終於全身而退（用她的話說，是“文人的龍應台打敗了政務官的龍應台”），龍辭官後的第一場海外演講，又是應邀在耶魯作的關於“文人、文化與政治”的英文演說。以耶魯始又以耶魯終，“龍應台當官”的故事於是好像染上了一點宿命的諧趣色彩，耶魯，便湊巧成了龍應台這一段從政經歷自起點至終點的一個不錯的觀察點。“究竟是你跟耶魯沒完，還是耶魯跟你沒完？”恰好，龍應台的兩次造訪我都是充當司機和“地陪”，我便總是這樣笑她。不過這一回，我告訴她：倒是我想跟她“沒完”了。活生生逮著了這麽一個行雷走電的“話題人物”，還不狠勁兒寫個夠本再說？

真的，三年不見，大家都說龍應台反而顯得年輕了，滋潤了，好像三年的奔波辛勞並沒有在她臉上留下什麽痕跡。“是因為無官一身輕了，恢覆作家、文人的身份，我又可以‘做自己’了嘛。”她樂呵呵地說。“真應該好好為你喝兩杯。”在詩人鄭愁予家中，我們一眾“耶魯幫”向她真誠道賀，衷心為她的“脫離苦海”而高興幹杯。不料龍應台舉著酒杯，臉上卻顯出凝重的表情，緩聲說：“不過我覺得我是自私的。我本來不應該這時候退下來的。”看她的神色知道絕非戲言，我們的起哄一下子散漫下來，聽她說道：“三年多一個任期下來，所有事情都才剛剛開了個頭，文化意念的註入規章制度建設，各方文化事業的創辦與推展，還有文化政務官的行政行為與文化建設之間所應建立的規範，等等，一切都還有待成型充實，如果從奠基處再往前走，再做一個任期，情況就會好得多。實在說，我現在是有點放心不下，覺得自己好像沒有盡責。”可是她馬上又換了一個輕松的口氣，“不過，我好歹擺脫出來了，對我個人真是好事，我也確實到了身心可以承受的臨界點上，來來，幹杯幹杯！”

笑語喧聲中，我心裏釋然一笑：故事的“張力”出現了。“龍應台當官”的話本，本來自始至終就是充滿悖論吊詭的（所謂“二律背反”）——以“反體制批評”名世而又以“進入體制”驚世；出任高職政務官卻又意圖保持獨立文化人的姿態；似乎是見好就收的激流勇退與皆大歡喜的全身而退，如今，卻又嵌在於公於私、文化政治兩種角色的兩難抉擇之中，而顯得不甘不願、心魂相系……我想，文章可以由此找到切入點了。

“龍應台當官”的故事，從一開頭就很有傳奇色彩：幾年前的台灣，剛上任的民選台北市長馬英九在文化藝術界友人的推薦下，專程飛到德國法蘭克福，半夜登“龍門”求賢勸進，終於感動以“反體制批評”名世的龍大作家“進入體制”，成為台北新創文化局建制的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但故事的內裏細節，卻為這“三顧茅廬”的現代版本平添了幾分諧趣色彩：經各方舉薦並由“市長圈定”人選之後，“有關部門”照章行事，打電話到法蘭克福要求龍應台給台北市府傳真上一份簡歷和自傳。龍應台一聽就火了：又不是我要求職，憑什麽要我寄給你們簡歷？！貴市長想要了解我，先找我的書讀讀再說，書就是我的履歷！被打了回票的市長馬英九不但不生氣，果然買了全套“龍集”，熬夜讀了個通透。以至法蘭克福夜訪中，龍應台當面提出那個“出格”的“三不”要求（如果出任文化局長，將不為市長助選、不為市府宣傳，不出席非關工作的社交應酬），一再強調文人參政的獨立性堅持，馬英九可以援引龍應台那些“野火”文章中對現有公務體制的“根本性懷疑”，無保留地支持她的“三不主義”。龍應台從驚疑到心動，馬英九又及時送上了他競選時的“文化政策白皮書”，兩個人對台北文化建設的許多想法，竟然不謀而合，這就奠定了“龍馬”合作的第一步。

在《百年思索》一書中，龍應台如此述及當初她與馬英九的一段對話：“你把她找來，是因為她有獨立的精神；如果她一進入官僚體系就失去了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來的意義，你同意嗎？”“如果她失去了獨立的精神，那麽她輸了，我也輸了。”龍應台告訴我，馬英九的“無保留”確實是說到做到。作為“市府團隊”的政務官，為政三年，她果然做到了完全的“行政中立”，不助選，不應酬，不為市府政治、政策做宣傳機器，文化局的工作，始終聚焦在城市文化政策的制訂和文化規劃的落實之上。“龍馬之合”，確實為中國歷史上士大夫與權力中心糾纏不清的“文人從政”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二

我問龍應台：為官三年，包括我們這些新知舊雨都作好了“龍應台一準半途鎩羽而歸”的心理準備，不料你卻全身而退，並且看來“政績斐然”和“佳評如潮”，在你看來，你最應該感謝誰？我本來以為，她大概會首先感謝“具有文化視野、寬容大度”、讓她“放手揮灑”的市長馬英九；或者，感謝讓她遠離一對稚子、放手在台北打拼的德國家人，在許多場合，她確曾發過這一類感言的。不料龍應台略略一想，出其不意說：首先要感謝的，就是你們——文化界這些“新知舊雨”。我一驚：此話怎講？龍應台娓娓道來：我到台北當官，說“義無反顧”是在作出決定、擔起責任以後，但我最顧慮的，其實是文化界友人的反應。我很在意“知識分子被體制收編”的批評，我也知道很多人對我在“政治染缸”的忍耐力、自制力表示懷疑，等著看我的笑話。我是帶著隨時被文化人挑剔、為難的心理準備上任的，並且只要一挑剔起來，“筆可以比刀還鋒利，口可以比劍還快”。可是，我萬萬不會料到，在我設想過的各種困難裏，可能最感困難棘手的這一環，恰恰沒有出現……

在龍應台為離任而寫《任公子釣魚》一文中，她動情地寫道：“奇怪的是，我沒有看見文化界的刀光劍影，我只看見文化人拋開自己手邊的事務來為台北市的文化建設盡心盡力。我看見平常傲岸不群、恥於與官府來往的文人為文學獎、詩歌節、藝術節、電影節的策劃一次又一次地開會討論，平常為自己的研究教學已奔勞辛苦的學者為古跡老樹的保存一次又一次地會勘踏查。三年之中，我沒有看見文化界的嫉妒與踐踏，卻深刻體驗到文化人的細膩和深情。他們並沒有彼此串聯，但是顯然他們認識到文化在政治漩渦中的絕對脆弱而決定一心一意地給予扶持與呵護。沒有任何人做過手勢或打過暗號，但是作為受的那一端，我點滴在心。”

我註意到，在龍應台捎來的台北出版物中，帶頭為龍應台及其文化局工作“背書”的（台灣說法，即捧場、肯定），有文化批評界的“辣手”南方朔，有建築論壇上的“鐵筆”夏鑄九，有文物古跡界的“高人”漢寶德，更有台灣電影界大師級人物侯孝賢與焦雄屏，一個個都是諸方文化山頭的武林高手。這些名字，在台灣地區敏感的政治版圖上（比如統獨、本省外省），或許分屬涇渭分明的不同板塊，但只要聚合在龍應台面前為台北文化建設出力，就從來沒有政見、省籍與“本土”、“非本土”之別，並且每一個行當的專家高手，都奉獻出了最堅忍的耐心、最小心的籌劃和最專精的考量。

龍應台把它稱作“溫柔的力量”：“台北城之於我，有如捧在手裏的瓷器，細致美麗而脆弱。所有的文明都是細致美麗而脆弱的，一個急功近利、眼光短淺的領導人可以毀掉一個城市，像屠夫隨手摔掉一只宋朝的瓷碗。……文化是得以百年為單位計算的，三年只是起點的一個刻度罷了。……我們從‘樹小墻新畫不古’的起點開始沈澱，開始積累，開始追求品質，開始在乎內涵。”（見《任公子釣魚》）在這樣的“文人相重”之下，台北整個文化界同仁同心同德，拼手砥足，短短三年，令龍應台在文化事業的籌劃建設上得心應手，業績累累。

這個“溫柔的力量”何以名之？或者說，在這樣的努力中，龍應台為一個城市的文化建設註入了什麽樣的全新理念和活力？以筆者的解讀，不妨質而言之：在一定的前提下，文化大於政治，城市大於國家，環境大於經濟。“文化大於政治”容易理解，對台北文化建設的關註超越了族群、黨派的藩籬，使“本土”大師侯孝賢與“外省人”的龍應台欣然合作，親自出面經營由空置文化古跡前美國大使官邸改建的“台北之家”（電影文化中心），有力地證明文化關懷的超越性，遠遠大於政治疆域的局限。“城市大於國家”，則是從一開始，龍應台即把當今台灣地區諸種“國家認同”之類的紛擾“懸置”，而把對台北市的文化經營，直接建基在與國際各大都市——上海、香港、巴黎、倫敦、紐約等的對話之上，為此，龍應台還在台灣持續發燒的“上海熱”之中，親自以台北市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探訪上海，尋求“雙城記”直接互動的可能性。

至於“環境大於經濟”，則是必須把城市發展的目光，置放在建立一個城市的文化品格的大格局之上（而不是一般老式的“一切為發展”的考量），代表城市記憶的文化環境的維護，應該放在第一序位。為此，龍應台任上做了許多“為老樹請命”、“文化就在巷子裏”、基本建設為文化故居讓路等的努力，甚至為此專門立例立法。說“本土化”，沒有什麽政策和法令，比這具體到一棵樹、一座房的保護，更能顯示“本土”的光彩了！更難怪市長馬英九會驚嘆：“人們原來擔心她會太‘國際’，三年後卻發現，她所有在國際上的努力，全都根植在台北的本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