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朝，我國地方志在封建政府的推動下穩步前進，走向它的鼎盛時代。走在穩步發展的路上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管轄著中國歷史上最遼闊的疆土。為了建立穩固的統治，以蒙古貴族入主中原的忽必烈大力推行“漢法”，繼承了前朝各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也包括編纂地方志。

據統計，現在可以考見名稱的元代方志有200種左右。這個數字雖然少於南宋，但考慮到元朝歷史不到100年，可以說它的成績比前朝毫不遜色。而且南宋的志書局限在長江以南，到了元朝，隨著國家的統一，志書的分布才重新擴展到北方。

隨著“省”的設立，元代出現了我國的第一批省志。見於記載的，有《雲南圖志》、《甘肅圖志》、《遼陽圖志》(元遼陽行省統轄東北地區)等，都是在元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間，奉中央政府之命編修的。完成後馬上呈報，沒有刊刻，結果都沒有逃出佚亡的命運。

現在還能見到的元代區域性方志總共只有十幾種，多數都深受後人的讚賞。

元代的志書比較註意紀實，編纂者對於自己認為重要的事物，記載惟恐不細不詳。對於後世的研究者來說，這種做法當然十分受歡迎。例如元初徐碩的《(至元)嘉禾志》(浙江嘉興)，一共32卷，“碑碣”一門占了11卷，從三國到南宋，只要是石刻文字都盡量收羅，其中有許多是一般人沒見過沒聽說過的。僅這一部分，就為研究歷史、研究人物、研究古文物保存了一大批有用的資料。袁桷〔jue絕〕的《(延祐)四明志》(浙江寧波)，“賦役考”下列了33個子目，其記載之細致可以想見。元末的李好文，曾兩次在陜西擔任重要職務。他關心民間疾苦，凡經過的山川、城邑，必定要實地查訪考察。他認為“涇渠之利”和百姓的衣食相關，所以特別重視水利。他的《(至正)長安志圖》(陜西西安)，又稱為《長安圖記》，一共兩卷，一卷記述長安宮闕、陵寢、坊市、古跡等的沿革，另一卷專記水利，從先秦的鄭國渠講起，歷敘各涇渠的變遷、洪堰制度、用水則例、屯田的設立等等，分析水利和水害，並配有詳備明晰的涇渠總圖和灌溉圖(圖5)，以特色鮮明和切合實用備受稱道。

此外，如元末至元年間的《齊乘》，實際上是山東第一部省志，不過它不是官書，而是纂修者於欽獨力完成的。於欽以本地人寫本地事，又廣閱經史，對當時當地的政治、風俗、人物都作了認真的探討，頗有自己的見解。熊夢祥的《(至正)析津志》，是現在發現的最早的北京志。這是元朝人講述元大都情況的書，所以十分珍貴。可惜這部書已經散亡，據記載原來有34目，不知道有多少卷。北京圖書館善本組將它的殘章斷簡編成了《析津志輯佚》一書，只有薄薄的一冊，仍能看出它工細詳實的風貌。還有馮福京的《(大德)昌國州圖志》(浙江定海)、俞希魯的《(至順)鎮江志》(江蘇鎮江)、張鉉的《(至正)金陵新志》(江蘇南京)、駱天驤的《(元貞)類編長安志》(陜西西安)等，也都是比較優秀的志書。
　

　　圖5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中的涇渠總圖

元代著名的農學家王禎，在做安徽旌德縣令的時候，主編了《(大德)旌德縣志》。他用自己創制的一套木活字和自己發明的轉輪排字架試排試印，全書六萬字，不到一個月就印了600部，比雕板印書快得多。他把木活字的制作方法和這次試印的經驗詳細記錄下來，收在他的名著《農書》中。這在方志史和印刷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官修的《大元大一統志》，則代表著元代地方志的最高成就。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兵攻下了宋朝抗元的最後一個據點——今廣東新會縣南面的崖山。陸秀夫背負著宋朝末代皇帝七歲的帝昺投了海。南宋滅亡，中國重新統一。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大學士、西域人劄馬裏鼎建議說：“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圖，宜為書以明一統。”元世祖忽必烈欣然同意，編修全國總志便由此開始了。志書完成以後，許元壬奉命作序，對這部書的編寫意圖講得更明白。這篇序指出：修這部方志不僅僅是供人增長見聞而已，而是要宣揚大一統的國威。要“垂之萬世”，讓後人知道祖宗創業的艱難；要“播之臣庶”，讓臣民都知道生活在一統之世，政治清明，時勢安定，臣子要各盡其職，百姓要各盡其力，維系好君臣上下的關系，共同鞏固這個一統，使國家同天地一樣長久。所以，這部總志就命名為《大元大一統志》。

《大元大一統志》初次完成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共750卷。元成宗時續修了一次，完成於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增加到1300卷。它既概括了元代的現實狀況，又充分采擇歷代舊志和其他圖籍，關於邊遠地區，則有新編的遼陽、雲南、甘肅等圖志作為依據，古今兼備，類目完善。過去歷朝編修總志，體例各不相同，到了《大元大一統志》，才有了一個規範。明清兩朝修總志，都是拿它作範本，但都沒能達到它的規模。這部志書到明朝已經佚失，只剩很少一點殘卷，今人金毓黻〔fu符〕曾收集它的殘頁和佚文編入《遼海叢書》中。又有趙萬裏經過20年的努力，匯聚它的殘篇零句，重新厘訂校輯，編成10卷，單行出版，題名《元一統志》，這是現在較為通行的本子。

元以少數民族君臨中原，正像俗話所說的“人生地不熟”，卻在短短不到一個世紀中，在修志方面成績斐然可觀，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由於地方志已經深深紮根於中國社會，已經構成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看到志書缺了，陳舊了，一般官員甚至在野的學者文人，都會主動站出來建議、呼籲，或者徑自執筆重修。他們是出於對歷史、對家鄉、對社會的責任感，不一定等誰下命令，也不一定要受誰的委托。傳統是一種深入人心的無形的力量，它推動著地方志不斷地穩步發展，也促使每一個新來的統治者很快就對地方志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