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變革, 中國經濟轉型和社會、文化的迅速變遷, 對於青年的流行文化和行為方式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美國心理學家埃裏克森曾經提出:“在任何時期, 青少年首先意味著各民族喧鬧的和更為引人註目的部分。”[1]回顧40年來我國青年流行文化的變遷軌跡, 研究不同歷史階段在青年中興起的群體文化和流行文化, 不僅可以探討處於社會矛盾復雜時期的青年群體的人格特質, 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國特有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以及社會變遷。

一、改革開放初期:理想與信念並存, 參與祖國建設

改革開放前, 青年文化僅僅是作為成人主流文化的組成部分和體制文化的復制品。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青年們深刻感受到改革開放後煥然一新的社會面貌, 他們渴望投身國家建設, 奉獻青春。創作於80年代的歌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歌詞中寫道, “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麽美!……創造這奇跡要靠誰?要靠我, 要靠你, 要靠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成功喚醒了青年人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生力軍的主體意識;歌曲《金梭和銀梭》警示青年珍惜時光、思索未來的人生道路;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展現出青年人為祖國建設積極奮發的誌向;廣為傳唱的《十五的月亮》抒發了邊防戰士思念故鄉親人的細膩情感, 而《軍港之夜》等軍旅歌曲則歌頌了解放軍戰士保家衛國、守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革命精神[2]。

1981年11月16日, 中國女排以7戰全勝的成績首次奪得世界杯賽冠軍。北京大學的學生們自發組織上街遊行, 並在遊行隊伍中打出“團結起來, 振興中華!”的橫幅, 極大地激發了青年群體的愛國熱情。1984年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上, 香港歌星張明敏一曲《我的中國心》, 唱響了青年群體的愛國主義情懷。1987年春晚, 費翔的歌曲《故鄉的雲》傳遞出遊子對於依戀故土、渴望回歸的情懷。臺灣歌手鄧麗君的歌曲也在內地青年中悄然流傳, 其甜美柔和的唱腔對於經歷過政治陣痛的國人而言, 有著極大的撫慰與喚醒作用, 但在當時, 聽她的歌曲仍屬犯禁的行為。多年後在馮小剛的電影《芳華》中, 就有描繪青年男女偷偷聚集在一起, 聆聽鄧麗君歌曲的場景。同樣的轉變也體現在服飾穿著上, 一些青年開始嘗試穿緊身衣與喇叭褲展示自己的身材, 也是以此標榜自己對以往整齊單調服飾風格的挑戰與抗爭。 

進入80年代中後期, 改革的步伐日漸加速。在傳統文化與價值理念發生斷裂後, 青年群體表現出強烈的現代性特征, 他們渴望反叛權威, 尋求進步。中國的本土搖滾音樂開始逐步崛起, 集中表現出掙脫現實束縛、弘揚個性與積極把握自我的主題。《一無所有》《紅旗下的蛋》《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跟著感覺走》等曲目, 以個性自我對物質和精神諸多方面的現實批判, 表現出極大的反叛激情和對自我自由創造的堅定信念。1986年5月9日, 北京工人體育館“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 崔健用嘶啞的喉嚨吼出《一無所有》[3]。歌詞中“一無所有”的狀態, 成為當時草根階層財富、權力與精神價值空乏的真實寫照, 青年群體在現實生活中體驗到的孤獨苦悶, 得以公開表達與痛快淋漓地宣泄, 搖滾樂成為青年現實批判與精神回歸的載體。歌唱者並不氣餒, 由衷高呼“我要給你我的追求, 還有我的自由”, 充分體現了深受壓抑和束縛的個性對現狀的不滿、抗爭和勇往直前的自信。同時期《跟著感覺走》《狼》《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等港臺歌曲都表達出與命運抗爭和剛強不屈的自信情緒, 以及追求自由幸福的堅定信念。

[1]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 孫名之譯,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第12頁。 

[2]李先國:《1979-1982年流行歌詞的時代特征》, 載《衡陽師專學報 (社會科學) 》, 1998年第4期。 

[3]郭劍敏:《聲音政治:八十年代流行樂壇的鄧麗君、崔健及費翔》, 載《文藝爭鳴》, 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