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諄·曾少聰《東南亞華人宗教信仰研究》(4)

(三)宗教信仰的經濟目的

早期中國人下南洋並非為了移民,而是追求財富。漂洋過海的風險、披荊斬棘的艱辛、堆金疊玉的渴望,使得早期華僑的宗教信仰不論是來自原鄉還是出於僑居地,抑或是信仰上的改教,大多是出於經濟目的。即使是已經落地生根、安家立業的華人,其宗教信仰也大多是為了經濟利益。如陳衍德以菲律賓為例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華人對民間神祇的選擇,受唯靈是從的實用主義原則支配;對東西方各大宗教的信奉,或是為了適應環境以求商業上的發展,或直接把它當做追求物質利益和商業利益的手段。[13]王榮國以海神信仰為研究對象,切入中國海洋文化史與海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視域,探討了我國歷史上的海商、移民如何創造神靈,又是如何憑借自己所創造的神靈的力量消除對海洋的恐懼,進而向海洋索取經濟利益,拓展海外生存空間。[14]

二、華僑華人宗教信仰與政治

這一範疇主要關註宗教信仰在東南亞國家實現政治認同過程中的作用,以及中國如何利用宗教信仰開展公共外交。包括宗教信仰與同化、宗教信仰與公共外交兩個方面。 


(一)宗教信仰與同化


隨著戰後東南亞國家的紛紛獨立和國際冷戰格局的逐漸形成,特別是 1955 年我國宣布放棄血統主義原則、不再承認雙重國籍的政策後,絕大多數華僑加入了僑居國國籍,成為居留地國家公民。為了強化華人的國家認同,所在國政府采取了各種同化政策,以期從文化上消滅華人傳統,把華人改造成符合本國政治意誌要求的國民。華人的宗教信仰被認為是妨礙同化進程的重要因素,自然也就成了首當其沖的同化目標。

20 世紀初西方社會學界盛行一時的“熔爐論”思潮,此時也被用以觀察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同化問題。如施堅雅通過對泰國華人的研究,指出華人同化於當地民族和社會,從歷史和現實來看,都是一個必然趨勢。他認為泰國華人的宗教信仰提升了他們的同化程度,經歷代際更替後華人很難保持自身的獨特性。[15]就像“韋伯式命題”引發的爭議一樣,施堅雅的觀點對後來的研究影響深遠, 贊成和反對之聲成合奏之勢。丘立本不同意施堅雅的觀點,他認為泰國已經形成一個保持中華文化成分的群體,並沒有出現施堅雅所說的第二代、第三代華人將不復存在的情況。[16]事實證明,在同化政策面前,華僑華人的宗教信仰即使是迫於政治壓力而暫時低落,也能夠繼續存在並會適時東山再起。施雪琴等人對印尼民丹島華人宗教信仰的研究就表明,經歷過蘇哈托專制政權的華人宗教信仰依然能夠延續和復興。[17]


[13]陳衍德:《現代中的傳統——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4]王榮國:《海洋神靈:中國海神信仰與社會經濟》,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年。
[15][美]施堅雅著,許華等譯:《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6]丘立本:《從世界看華人》,南島出版社,2000 年。
[17]施雪琴、許婷婷:《海上絲綢之路與印尼民丹島華人民間信仰的傳播》,張禹東、莊國土編:《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第四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

(作者單位:杜諄——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曾少聰——天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原題·東南亞華僑華人宗教信仰研究40年——基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的分析)
(珍藏自 2018 年 12 月第 4 期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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