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梁指出，不能把儒家文化誇大到對華人經濟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地步，以免導致“儒家文化致勝論”。［7］黃海德、張禹東主編的《家教與文化》一書中也認為，要在東南亞現代化進程中去把握華僑華人宗教文化的世俗化趨勢和傳統宗教的現代價值。［8］

也有學者認為，證偽“韋伯式命題”及證偽“韋伯式命題”被證偽，本身就是“偽命題”，既沒有把握住韋伯理論的要義所在，也沒有找準理論闡述的邏輯起點。如馬濤認為，“韋伯所要論證的核心，是新教倫理促成了西方理性資本主義經濟組織這一特殊的現象的出現，而不是籠統地談論經濟的崛起和發展之類的問題，更沒有涉及到討論如何使未開發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問題。”［9］從馬濤的觀點出發，考察宗教信仰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重點，不是儒家倫理促進或阻礙了經濟發展，而是華商在“采借”西方理性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實現自身崛起時，如何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進而形成了有別於西方模式的特殊性。

（二）宗教信仰與僑鄉現代化

隨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尤其是改革開放偉大決策的實施，華僑華人對中國經濟建設的意義愈加受到重視。在宗教信仰的聯結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通過不斷深化與華僑華人的經濟往來，僑鄉的現代化進程也得以持續推進。莊國土認為，中國政府僑務政策愈加成熟的表現之一，就是允許僑鄉地區利用以宗族鄉親社團為基礎的非官方渠道，吸引華僑華人回鄉投資。［10］黃昆章、張應龍主編的《華僑華人與中國僑鄉的現代化》一書中，以廣東、福建、廣西、海南、浙江五省的僑鄉為例，考察了當地政府部門如何利用傳統節日、宗親會及民間信仰等，吸引華僑華人的投資、捐贈等。［11］柯群英借用斯科特的“道義經濟”概念，分析了新加坡華人指向僑鄉的跨國實踐。她認為，僑鄉通過運作與祖先崇拜相關的血緣關系、落葉歸根等文化因素，促使新加坡華人感到在道義上有責任通過饋贈、參與經濟建設等方式，在僑鄉重建祖鄉。［12］

［7］李國梁：《近年來華僑華人經濟問題研究的進展和思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2 年第 1 期。
［8］［20］黃海德、張禹東主編：《宗教與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9］馬濤：《儒家傳統與現代市場經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249 頁。
［10］莊國土：《華僑華人與中國的關系》，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1］黃昆章、張應龍主編：《華僑華人與中國僑鄉的現代化》，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 年。
［12］柯群英：《重建祖鄉：新加坡華人在中國》，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 年。

（作者單位：杜諄——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曾少聰——天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原題·東南亞華僑華人宗教信仰研究40年——基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的分析）
（珍藏自 2018 年 12 月第 4 期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