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學批評對哥特式小說文學價值的輕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甚至連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這樣兼有科幻文學和後現代特征的偉大小說，也被歸入迎合大眾獵奇娛樂趣味、不怎麽入流的文學作品之列。即使是被視為高雅經典的小說，如果出現了與現實主義教條相衝突的敘事情節，也往往被歸入非正常心理或模糊敘事的範疇。現實主義的專制持續了如此漫長的時間，即使在現代主義興起，喬伊斯、勞倫斯、卡夫卡、普魯斯特、伍爾夫、福克納和其他作家對小說進行了變革以後，其地位仍然十分穩固。但是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情形卻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超自然、奇幻和魔幻不僅僅構成了敘述元素，而且還成為了敘事情節的一部分，甚至是顯性的結構構思。像《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石頭記》《聊齋誌異》等經典的小說作品，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抗著現實主義的專制。中國小說對摹仿說、現實主義、客觀主義和作者在場等觀念不持教條主義的態度，在現代之前就催生了多重再現模式的興起。

這種多重再現模式可以在與西方虛構理念的比較中看出其獨特之處。加拿大文學理論家諾斯若普·弗萊在《批評的剖析》一書中針對隱含在西方文學傳統發展過程中的小說模式提出了一個頗有影響的理論，即歷史性批評模式。他通過對摹仿論在西方小說的歷史性發展中的重新定義，將歐洲小說按照大致的時間發展順序劃分為由五種模式統治的幾個階段：即神話模式、傳奇模式、高級摹仿模式、低級摹仿模式和諷刺模式。弗萊以“主人公所具有的相對的行動力”為概念性基礎提出的理論，在本質上是亞里士多德《詩學》中摹仿說的翻版，不過他做出了一定的修訂，加上了這樣的觀點：主人公的力量“也許比我們的要強大，也許更弱小，或者從大體上說，基本上一樣”。在用弗萊的理論分析中國傳統小說的一篇文章中，筆者提出，弗萊的理論具有廣泛的意義，對中國文學的歷史性發展也同樣適用。

但是在世界文學的大視野中討論小說的美學特征時，筆者希望指出中西小說性狀的不同之處。弗萊的五種小說模式是其根據模仿說對歐洲小說發展史的宏觀考察而獲得的，他的研究超出了學者們把歐洲小說的興起限定在16世紀的共識，而是把過去15個世紀中的所有文學虛構都視為大致等同於中國的小說（fiction），在這樣的廣義小說框架中，他把歐洲小說的發展分為五種歷時的模式，他還認為，在一個歷史階段，通常是一種模式，或是一種文類佔有主導地位。但是，在中國傳統中，我們幾乎找不到弗萊所歸納的西方小說發展史上由一種模式佔主導地位而排斥其他模式的現象。幾乎是從一開始，弗萊提出的五種模式在中國小說作品中就一直是共存的，或者說相互融合，難解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