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小說與這些原則相去甚遠，而且如果用這些原則來衡量，中國小說的確像是一種並不成功的藝術。但是在筆者看來，中國古代小說對這些教條的背離卻預示了現代小說研究所顯露出來的深刻見解。20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小說理論家韋恩·布思就在《小說修辭學》一書中向這些已被廣為接受的小說原則發起第一次挑戰，而後現代小說的創作實踐和理論則將這些原則趕下了聖壇。我們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幾百年來中國傳統小說的理論和實踐早就對這些教條構成了挑戰。筆者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對於國際上的小說理論，中國小說理論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它對佔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摹仿說的摒棄，以及對不同再現模式的包容吸收。 

由於中國小說產生於一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傳統，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小說理論體系是無法用摹仿再現的現實主義理論予以解釋的。因此，筆者認為這些特質從任何一種意義上講都不能說是缺點或者說局限。它們是從中國傳統的哲學、社會、文化和美學條件中衍生出來的，是小說之所以成為大眾藝術的構成因素。實際上，它們中的大多數都是有意識的敘述策略，是小說藝術的巧妙構思，並且，有些特征還預見了現代的、現代主義的甚至是後現代的小說寫作技巧。中國傳統小說的一些觀念與現代小說理論的相似性說明，它一直穩步地向國際化發展，但各個文學傳統的小說不可能呈現出千篇一律的美學特征，西方的小說理論不應成為其他非西方傳統的模仿對象，更不應成為價值判斷的準繩。

中西小說創作模式的異同

西方散文體小說在現代主義興起之前的主導形式是現實主義及其變種。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來自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論，經過新古典主義進一步構建，以摹仿自然界和人類世界為中心的現實主義理念成了小說敘事不可動搖的基石。這一原則在歐洲傳統中主要作家的小說作品中被嚴格遵守，不論這些作家是否運用了現實主義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或者自然主義的模式來創作他們的小說作品，他們在思想上都堅持小說必須忠於生活這一原則。在西方現實主義傳統的傑出小說作品中，它們的作者很少采用魔幻、奇幻或者是超現實的元素，也很少運用超自然或奇幻的結構來構建情節。少數違反了這種原則的小說作品被擱置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