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看到《遙感城市》,然後思農的作品,我是當天倒數第二還第三個出發,但我是最後一個結束的,因為中間迷路了很久。我之前看了《遙感城市》的相關評論,然後剛剛聽到三位這樣講,我感覺,今天座談前,我也在跟吉米講,《遙感城市》好像是公民社會的產物,像是一種體制內小革命的感覺,不管裡面設計的觀眾的層次多麼複雜,可是好像還是守著一個架構。那我想延伸剛剛阿亮講的,就是他用環境劇場來帶出這兩個作品的一個觀看方式,環境劇場到現在變形成很多不同型態的展演,可是我也看到一個危機或一個陷阱,環境劇場的很多變形到了現在很容易變成一種地方文化導覽,包括環境劇場這樣的一種裡面有很多移動的,好像裡面有很多遊戲型或儀式型的這種趣味,還有它好像要比較講求,比如說如果從剛剛亮廷講的歷史性,用另個詞來講,在這個架構裡面,就是一種地方性,地方故事的述說,很容易變成這樣,我覺得有這麼一個陷阱,很難講未來會發展成什麼東西,可是好像離我自己想像的劇場,或是劇場概念已經很不一樣,更講求的一種是集體經驗。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其境/他方》有趣的是說,你在各點移動的時候,不是一直戴著耳機,中間其實有中斷聽覺,到下一個點再聽,每個點大概都是5-10分鐘有預錄聲音的文本,我到一個藥材行裡面的時候,其實是到了一個日常空間,可是我不會聽到那邊的故事,會聽到的是某種程度上虛構出來的文本,或也許是把人物抽象化的文本,所以這就很奇怪,我到了一個藥材行裡,裡面的女士用眼神掃了我一下,告訴我說往哪邊走,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我很容易迷路,然後我就到裡面去聽錄音,她也沒有跟我說什麼,她就在那邊做她的事情,這跟萬華首部曲一樣,我去到那個點的當刻,的確正在營業,聽到的也是一個抽象化的,或一個創作化的,但跟那個地方有關的聲音文本,我覺得這會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跟我剛剛說的,環境劇場今天的變形,很容易變成像是地方化導覽的陷阱,有個很不一樣的差別。

思農選擇這樣的位置,這樣的處理方式,跟我剛剛說的,《遙感城市》很像是一個公民社會的產物,很不一樣,角度非常不同,在《其境/他方》中,可能會因為各種狀況,而產生各種的歧異出來,又因為只有自己一個人,加上這種蠻斷裂的移動處理方式,你很難跟別人共享,但我們現在常常希望是共享或是集體,好像覺得集體才能抵抗,或是才能變成什麼,或是產生比較大的動能,但我們可能比較少去想過,在個人層次上,如果離開一個群體,離開這個集體記憶,有沒有另外一種,觀眾可以產生動能或抵抗的可能,這個抵抗不一定是一個很激烈的,要上街頭或幹嘛,而是用另外一種角度,這個角度可能是比較黑暗或比較批判地去看待這個城市的方式。

我想跟吉米確認一下,他剛剛說思農那個作品是人跟人的關係是什麼意思,因為我自己覺得,《其境/他方》也有很多物,包括剛剛說的那一小包東西,包括選的物、使用的物,物本身不會對我們述說完整的故事,可是當它出現在這個架構裡,它出現的時候,跟周邊的組合,物好像會吸引我們,去想要問它什麼,或它吸引我們,它好像也在講話。比如我剛剛說,它用很多投幣式電話。我真沒想到現在捷運站還有投幣式電話,還有龍山寺的籤跟卡式錄音機,用了很多其實不是老物品、老古董,它不是那種已經在我們社會裡不存在的東西,它是一種好像快要消失的,可是還存在,而且好像是,即便在座最年輕的,應該也有經歷過的東西。

比較有趣的是說,因為不是一直帶著耳機,所以不是只有聽覺,像在龍山寺就有很多嗅覺、觸覺的東西,我剛剛說那個物好像吸引我們,或是用一種好像看起來很自然的方式,促使我們去觸摸那些物,比如說一定要按錄音機的開關,或是要投幣,不只是視覺或聽覺上,我覺得《其境/他方》有一種蠻繁複的,非常具有官能性的文本,這是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然後《遙感城市》,像思妮說的,因為它要在很多地方做,所以比較是找到一個共通的架構,那如果把農曆七月的因素拋開,真的從一個墓地周邊去展開,沒辦法找到一個相關的距離嗎,是時間上有困難,或是離城市太遠?



温思妮:

離城市太遠。《遙感城市》有一些技術上的限制是,我們先標了很多很多點,然後對方會來場勘,我們就去看那些點,可是他最喜歡的點,不一定能串成一條線,因為人,尤其台灣的觀眾,在夏天能走路的時間有限,我覺得兩個小時其實已經觸及到觀眾的極限了。我們其實是,先決定了終點後,離終點劃一個1.5公里或幾公里的圈,從裡面找可以用的點,很可惜的地方是教堂,倒不是說那附近沒有教堂,但在台灣,宗教真的有點困難,跟教堂或教會接觸時,他們覺得這跟他們的宗教無關,他們是不會把地方租借給你們的,這是為什麼《遙感城市》台北版沒有教堂,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去,獨獨台北版沒有。(珍藏自/更多精彩內容:表演藝術評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