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斯頓·丘吉爾和富蘭克林·羅斯福通常被認為是意誌堅定、無所畏懼的救世主。但在邦德街道上，他們的銅像坐在那裏一邊聊天，一邊抽煙，所有人都會認為他們剛剛吃過一頓價格不菲的法國大餐，正在那裏等候著埃利諾和克萊門汀一起去購物。在倫敦最危急的時刻，這兩個男人之間的友誼幫助拯救了它，此刻他們似乎正在享受這座城市作為享樂勝地的最新功能。倫敦任何地方的奢華都無法與邦德街相提並論。這裏的商店與倫敦的歷史之間存在著完美的共鳴，到處都是價格昂貴的珠寶：大號的格拉夫鉆石、百達翡麗手表、香奈兒時裝、魯布托鞋，以及蘇富比拍賣行現在正在拍賣的各種物品。
　　邦德街位於全球最偉大城區之一的中心，這裏充滿了值得觀賞、購買、品嘗和了解的各種東西。如果價格不成問題的話，你可以在邦德街附近的克拉裏奇酒店享受具有藝術氣息的豪華住宿，並品嘗著名廚師戈登·拉姆奇親手烹制的美食。如果你沿著與邦德街平行的伯靈頓市場街行走，經過街道兩邊排列著的、優美的前維多利亞女王風格的商店，然後跨過皮卡迪利大街去看一眼正在皮卡迪利市場街上出售的華麗馬甲，你可能很快就會看到丘吉爾的襯衫生產商New & Lingwood、他的雪茄零售商JJ Fox、他的皮鞋生產商John Lobb，以及他的葡萄酒銷售商Berry Brothers and Rudd。它們仍然在向全球的精英們銷售著自己生產的產品。
　　當然，倫敦還有其他更加高尚的享樂。這座城市的某些文化機構——林奈學會、皇家天文學會和皇家藝術學院——都緊鄰著伯靈頓市場街，位於同一座輝煌壯麗的帕拉迪奧風格的大廈中。乘坐倫敦的出租車只需要幾分鐘就可以到達倫敦西區的劇院，或看到國家美術館的藏品。塞繆爾·約翰遜的名言仍然在空中回蕩：“當一個人厭倦了倫敦的時候，他就厭倦了生活，因為倫敦擁有生活能夠提供的所有東西。”
　　享樂是豐富多彩的，倫敦的快樂遠遠不只是徒有其表的旅行雜誌的素材。城市裏的快樂有助於判斷一座城市的成功。精英人才是流動的，他們尋找合適的地方去消費和工作。據《福布斯》（Forbes）雜誌稱，倫敦的舒適環境已經幫助這座城市吸引了32位億萬富豪，這在全球最富有的富豪中占了相當高的比例。在這些擁有巨額財富的倫敦人中，大約一半的人並不是英國人，如拉克什米·米塔爾。米塔爾的巨額財富在是印度賺取的，但他生活在位於肯辛頓宮花園的一幢豪宅裏，他在2004年購買這幢豪宅時花費了一億美元。有些億萬富豪可能是為了英國的稅收優惠而來到這裏的，但他們在英國境內又選擇了倫敦，因為倫敦是一個享受富豪生活的理想之地。
　　19世紀的城市通常位於一個工廠享有生產優勢的地方，與此不同的是，21世紀的城市通常更可能位於一個工人享有消費優勢的地方。一個世紀之前，工廠往往會設在利物浦或匹茲堡等地，因為它們具有天然的優勢，如港口和煤礦。全球的運輸成本下降意味著公司現在是不受約束的，可以設在任何人們願意在那裏生活的地方。在某些情況下，這種自由已經導致了郊區化或陽光地帶。但是，像倫敦這樣越來越具有吸引力的城市也憑借其生活的質量吸引著企業和企業家。
　　在20世紀70年代，當我還是一個生活在曼哈頓的孩子時，人們紛紛離開了紐約，因為許多人認為紐約的犯罪和臟亂已經讓它變成了一個不適於生活的地方。居住價格並不是特別昂貴，因為紐約不那麽受人歡迎。當然，很少有人會瘋狂到在曼哈頓居住，並到郊外去上班的地步。盡管紐約在斯科塞斯20世紀70年代的經典電影中被描繪成一個充滿罪惡的地方，但21世紀的紐約又變成了一個繁榮興旺的大舞臺。在2006年開始暴跌之前，紐約房地產的價格上漲遠遠超過了收入的上漲，這表明人們願意為生活在紐約而支付更高的價錢。
　　倫敦、紐約和巴黎如此受人歡迎的一個原因是，它們包含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在建築、博物館和公園等方面的巨額投資。但是，它們也受益於城市在放大人類的創造性這一方面的能力，這種能力在讓人更加勤奮的同時也讓人更加快樂。城市的創新並非僅僅意味著新型的工廠或金融工具，它還意味著新式的菜肴和遊戲。首先，在像倫敦這樣的地方，大量人才的匯聚帶來了與你所感興趣的人進行交流的機會。億萬富豪喜歡像倫敦和紐約這樣的地方的一個理由是，他們可以與其他億萬富豪居住在一起，他們假定後者可能會對他們所經歷的痛苦和磨難表示同情。
　　在人類變得更加富裕之後，更多的人將會在休閑和生產的基礎上選擇他們的居住地點。為了弄清楚城市為什麽會取得成功以及它們今後能否繼續繁榮下去，我們必須弄清楚城市的休閑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以及消費城市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規模經濟和全球大劇院
　　2003年，奧斯卡獎獲得者凱文·史派西來到倫敦，擔任老維克劇院的藝術總監。他當然是非常聰明和富有創業精神的。許多美國人認為，這一決定就像這位天才演員的其他行為一樣令人費解。史派西是一位在加利福尼亞長大的新澤西人。好萊塢肯定可以留住這樣一位著名的電影明星。如果他如此不顧一切地喜歡現場的戲劇表演，畢竟還有百老匯，他已經在那裏取得了很多次成功。是什麽東西把像他這樣知名的演員吸引到一家位於泰晤士河畔的倫敦劇院呢？
　　倫敦劇院以及全球其他許多地方對凱文·史派西的吸引力反映了城市的永恒優勢。首先，現場戲劇表演需要高昂的固定成本。任何一個5歲的孩子都可以演戲劇。但是，一次現代的西尾區表演包括大型的舞臺、復雜的照明和音響設備，往往還有裝飾華麗的室內空間。戲劇的固定成本還包括演員記憶他們的臺詞和完善他們的角色所需要的時間。而大多數五歲的演員可以跳過其中的某些東西。戲劇是普通人也能看得起的，因為老維克劇院面向的是蘭貝斯區較為貧窮的觀眾，這些固定成本是由數以千計的觀眾共同分擔的。
　　與劇院、劇場和博物館有關的固定成本說明了它們與城市之間的關系。大城市有大量的觀眾，可以共同分擔一臺非常復雜的戲劇的成本。今天的百老匯是依靠成千上萬的遊客來維持的。但在50年以前，不夜城的服務對象是大量的紐約人，他們會定期地來這裏觀看戲劇。
　　英語國家中第一座重要的公共劇院是由詹姆斯·伯比奇在1576年建造的，並相應被命名為“劇院”。倫敦在16世紀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迅速增加的人口迫切需要娛樂。伯比奇把他的劇院建在了這座城市的附近，但位於城墻之外。這是一塊無人管理的地方，各種聲名狼藉的場所都可以在這裏開辦，如妓院、小酒館和劇場。
　　中世紀的劇院主要是宗教性的，大部分設在教堂裏，那裏有可供表演使用的現成的基礎設施。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後，英國人對世俗戲劇產生了一定的興趣。英國喜劇的第一次表演是在16世紀50年代，劇目包括《拉爾夫·羅伊斯特·多伊斯特》（Ralph Roister Doister）和《葛頓老太太的針》（Gammer Gurton’s Needle）；這些劇目現在幾乎沒有人表演了，除非是前伊麗莎白風格的極端主義者。在16世紀60年代，升降式舞臺開始流行起來。關於之前的宮廷劇中是否有這種舞臺，學術界至今仍然頗有爭議。貴族為戲劇的生產提供了一定的需求，但即使是最為超前的貴族也不希望夜復一夜地觀看同一個劇目。因此，表演性的劇團開始面向更為廣泛的觀眾。
　　伯比奇屬於一個得到了女王寵臣萊切斯特伯爵支持的劇團。盡管這位伯爵是一位出手闊綽的贊助者，但劇團還是要定期進行巡回演出，以便增加收入。通過巡演，演員們可以接觸到大量支持他們的觀眾，但舟車勞頓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作品的減少。不過，正如中世紀時臨時性的集市演變成了永久性的商業城市一樣，巡回演出的劇團演變成了固定的戲劇公司。倫敦的城市發展為它轉變成一個更加固定的體系提供了可能，即演員固定在某一個地方演出，觀眾到這個地方來觀看，這就是今天百老匯仍在采用的運營方式。伯比奇的劇院是這一傳統的鼻祖，後來它受到了伊麗莎白時期多家劇院的效仿，比如帷幕劇院、玫瑰劇院和環球劇院。
　　在倫敦劇院的初期，沒有戲劇學校；因此，演員們相互學習。例如，詹姆斯·伯比奇那個更為有名的兒子理查德就是從他父親那裏學習表演的。更加令人驚奇的是，一系列非常偉大的劇作家——馬洛、瓊森、莎士比亞——都曾經在這座城市的戲劇圈裏進行過交流，並創作出了第一批偉大的英國戲劇。倫敦戲劇界第一次書面提及莎士比亞是在1592年，當時他受到了羅伯特·格林的攻擊；後者是一位有些放蕩不羈的劇作家，可能是莎士比亞所創作的“法爾斯塔夫”這一人物的原型。格林、托馬斯·基德和馬洛都是出身名牌大學的才子，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這些劇作家似乎在倫敦人口密集的街頭和小酒館裏相互學習過，莎士比亞可能也曾與參與其間。
　　關於他們的交往，我們只知道一些片斷，但他們的戲劇肯定是相互攻訐的——劇本之間的關系透露出了某種關聯創作的模式。格林可能曾經攻擊過莎士比亞，但這並未妨礙這位青年劇作家在創作《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時借鑒格林的傳奇劇《潘朵斯托》（Pandosto）的結構。托馬斯·基德被普遍認為是1589年上演的原始版《哈姆雷特》（Hamlet）的作者。基德還可能是《李爾王》（King Leir）的合著人（與格林）之一，這部戲劇是莎士比亞另一部作品的前身。基德與英國戲劇界的狂人克裏斯托弗·馬洛住在一個房間裏，後者因為是一名間諜、無神論者、秘密的天主教徒、大煙鬼，並做過其他各種各樣明顯非常可惡的事情而飽受指責。
　　莎士比亞的戲劇直接參考了馬洛的作品，比如《哈姆雷特》和《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人們對《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與馬洛早期的《馬耳他的猶太人》（The Jew of Malta）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安東尼與克裏奧佩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被認為受到了《迦太基女王黛朵》（Dido, Queen of Carthage）的影響。浮士德博士與麥克白的道德選擇看起來是非常相似的。以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為代表的一些專家認為，他們兩人是相互認識的。鑒於倫敦的戲劇圈子並不大，這怎麽不會是真的呢？
　　莎士比亞與馬洛之間的關系不僅絲毫無損於莎士比亞的輝煌成就，反而提醒我們：天才就是天才，他們知道借鑒周圍鄰居的創意。倫敦也已經對戲劇天才進行了長時間的培養，他們通過參加演出和向身邊更資深演員學習的方式來提高自己。莎士比亞肯定通過這種方式學到了他自己的表演技巧，兩個世紀以後的愛德蒙·基恩也是如此。20世紀的英國戲劇巨匠——勞倫斯·奧利弗、約翰·吉爾古德、佩吉·阿什克羅夫特和拉爾夫·理查森——曾經一起表演、相互學習，並且面對面地幫助培養戲劇界的未來之星。在開始到老維克劇院擔任國家劇院公司的藝術總監之初，奧利弗對《哈姆雷特》裏的青年演員彼得·奧圖爾進行了指導。通過進入老維克劇院，凱文·史派西選擇了這座作為英語戲劇中心的城市，它在教育和娛樂方面仍然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倫敦擁有大量的觀眾，從而使得老維克劇院承擔得起高昂的戲劇創作的固定成本。不過，這座城市的人口規模也為規模更小、實驗性更強的現場戲劇表演提供了生存的可能。1959年，第二城市劇團在芝加哥一塊價格較低的地方建成，那裏曾經是一家中式洗衣店。它們的演出規模較小，即使觀眾不多——哪怕只有100名——也可以維持生存。但是，它們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小城鎮裏找到對前沿喜劇的合理需求了嗎？迄今為止，像紐約和洛杉磯這樣的大城市仍然以實驗性的現場喜劇劇院而聞名，如正直公民旅劇院。
　　現場表演與城市的創新傳播有關，因為某種新的藝術現象首次引起轟動幾乎總是通過戲劇表演來實現的，很久以後才會通過電子方式加以傳播。大型城市擁有較多的觀眾，這有助於分擔支付給現場DJ的成本。比如DJ庫·哈克，他於20世紀70年代開始擺弄他那些像樂器一樣的電唱盤，播放一首又一首的唱片。一些想要當歌手的人，比如閃耀大師，他在西布朗克斯的一次家庭派對上聽說了哈克，隨後得到靈感的啟發。如果把唱片作為工具的話，為什麽不能加入一些聲樂呢？閃耀大師和梅勒·梅爾共同組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以布朗克斯為基地的組合，他們把說唱與混聲唱片結合在了一起。德弗-詹姆唱片公司開始只是一個在城市裏成立的組合：一位是布朗克斯的嘻哈DJ爵士傑伊，一位是說唱音樂推廣人羅素西蒙斯，另一位是紐約大學的學生裏克·羅賓。羅賓是一支朋克搖滾樂隊的成員，後來他們通過大量的演出把嘻哈文化推向了主流社會，表演者包括Run DMC、LL Cool J和the Beastie Boys。
　　勞動分工與咖喱羊肉
　　今天，人們在大城市裏的晚間娛樂項目很可能是去飯店裏吃一頓晚餐，而不是到劇院裏去欣賞戲劇。由於許多人寧可去吃飯也不願去看戲，對大多數城市來說，大飯店的吸引力遠遠超過了大劇院。在整個美國，2008年在雜貨店裏工作的人口是在提供全方位服務的飯店裏工作的人口的1.8倍。但在紐約，這一比例完全顛倒過來還不止。在曼哈頓，在飯店裏工作的人口是在雜貨店裏工作的人口的4.7倍；在1998—2008年間，曼哈頓地區的飯店就業人口增長了55％。
　　劇院說明了城市在支付固定成本方面的優勢，飯店則說明了城市提倡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所帶來的好處。亞當·斯密認為，勞動分工受到市場化程度的限制。他寫道：“孤獨的住宅和很小的村莊分布在像蘇格蘭高地一樣荒涼的國家中，在那裏，每一位農民都必須成為自己家的屠夫、面包師和釀酒師。”孤立意味著每一個家庭不得不自己生產所需的食品。在斯密的時代，城市裏已經有了專門的屠夫和釀酒師。今天，城市擁有各種各樣的飯店，可以提供各種口味、價位和風格的美食。
　　在人口密度較低的遠郊，去一家飯店需要30分鐘的時間。各個家庭往往會自己做飯吃，無論他們是否擅長廚藝。我本人偶爾也會在家人面前展示一下我那糟糕的廚藝，這本身就是對郊區生活的強烈控訴。在城市裏，人們發現外出就餐和品嘗經過專門培訓的廚師的手藝非常方便，這些廚師的烹飪才能已經得到了證實。在城市裏就餐還能享受到專業化的基礎設施，如高檔的廚房和優雅的餐廳，這些設施的成本是由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共同承擔的。
　　職業廚師的存在是專業化的一種體現。但是，大城市肯定會遠遠地超越這種簡單的勞動分工。在紐約、舊金山、芝加哥或倫敦，有數百家專門服務於特定消費群體的餐館；它們烹制全球各地的美食，融合各地不同的烹調方式，可以滿足富裕或貧窮消費者的不同需求。
　　盡管小酒館和小酒店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但是在18世紀末的巴黎，飯店——真正依靠它們的烹調手藝吸引消費者的地方——還是顯示出了它們的價值。如今，馬士衡·荷斯·狄·宋陀蘇被公認為餐館老板第一人。之所以令人奇怪地用“餐館（restaurant）”這個詞來表示供人吃飯的地方，是因為荷斯當時正在銷售各種滋補養生湯，它們的意思是“恢復（restore）”或“修復（restaurer）”巴黎人的身體健康。城市的密集人口為專業化的產品提供了一個市場，滋補養生湯就是其中之一。荷斯的餐館讓人們分開而坐和自行選擇要吃的食品，並按照他們選擇的食品收費，而非收取固定的費用。他成功地避開了飲食行業協會關於不得通過支付大額款項的方式成為皇室的官方飲食供應商的嚴格規定，體現了他精明過人的地方。
　　荷斯的餐館面臨的問題是，飯菜的質量似乎沒有那麽好。甚至在最好的情況下，滋補養生湯也不總是令人滿意的。而且，荷斯是一位老板而非一位廚師長。但是，他的座落於巴黎人口密集區的餐館開始了一系列創新。1782年，La Grande Taverne de Londres餐廳在巴黎開業。據大美食家布裏亞·薩瓦蘭說，它的廚師長“首次將優雅的餐廳、聰明的服務員、上等的酒窖和一流的烹飪這四大餐館要素結合在了一起”。
　　在巨大的城市市場形成之前，像世俗的戲劇一樣，奢侈的美食也成了一種貴族的娛樂，貴族是唯一能夠支付得起他們的廚師和他們的演出劇團費用的客戶。在這兩種情況下，城市裏的企業家們認識到，如果能夠吸引到足夠數量的老客戶，他們就能夠擺脫皇室的庇護。當然，這種老客戶只能在城市裏尋找。隨著戲劇和烹飪的逐步大眾化而非小眾化，每一種創新的快樂和知識都得到了更好的傳播。好的餐館既培養了廚師，也幫助它們的客戶提高了他們在自己家中的烹飪水平。
　　就像酒館或咖啡廳一樣，餐館也是一種與城市裏的高物價相適應的生活方式。城市裏的公寓往往只有很小的廚房，而且沒有餐廳。外出就餐或飲酒是一種分享公用空間的方式，其目的是讓城市居民不被封閉在狹小的公寓房間裏。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把人們從私人空間拉到了公共空間裏，這有助於把這些公共空間變成社會交往和炫耀性消費的中心。19世紀的新晉富豪們隨時可以去大威福餐廳或馬克希姆餐廳炫耀他們的財富，而不必等到自己的盛大節日。
　　城市已經成為烹調知識傳遍世界各地的渠道，就像它們曾經幫助傳播了數學知識和銷售技巧一樣。曼哈頓的戴爾莫尼克餐廳也許曾經擁有第一位在美國這片土地上工作的法國大廚，它向紐約群星閃耀的美食家們提供過鍍金時代的美食，包括龍蝦紐堡和火焰冰淇淋。把法國文化引進倫敦的最偉大的人物是奧古斯特·愛斯克菲耶。他在巴黎和尼斯學會了廚藝，然後在19世紀90年代去了倫敦，在Savoy Grill餐廳和Ritz餐廳擔任廚師。愛斯克菲耶擁有獨創的精品美食，比如蜜桃冰淇淋和羅西尼嫩牛肉片；他還培養出了自己的學生，他們又把老師的廚藝帶到了紐約的餐桌上。
　　盡管有了愛斯克菲耶，但40年之前倫敦美食中更為出名的還是那些並不可口的豬肉食品（比如蘇格蘭雞蛋），而不是創新的菜肴。不過，今天的倫敦擁有了一些全球最好的餐廳。通過引進國外的人才，並為聰明的廚師提供相互學習的機會，倫敦已經成為了億萬富豪或大小富翁們品嘗美食的理想之地。羅歐兄弟從法國來到倫敦，開辦了第一家被《米其林指南》（Michelin Guide）評為三星級的倫敦餐廳。他們培養出了新一代的英國名廚，比如名噪一時的戈登·拉姆奇，這些名廚後來又培養出了其他人。
　　倫敦最為知名的餐館從那些比法國更遠的地方引進了菜肴。印度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最為耀眼的明珠。此後，富有創業精神的印度人來到了倫敦。現在，有超過20萬的倫敦人是在印度出生的，有5％以上的倫敦人是印度後裔。正如羅馬尼亞人將五香熏牛肉帶到了紐約、意大利人將匹薩帶到了芝加哥一樣，印度人將咖喱羊肉帶到了倫敦。倫敦的印度美食為“移民經常給城市帶去好處”的說法提供了一個非常充分的例證。大城市裏聚集著各種各樣的人，所以即使是最為專業化的烹飪方法也擁有巨大的需求。而美國的小城鎮必須迎合各種各樣的口味，以至於它們迷失了自己，只能提供千奇百怪的混搭食品——“歐式西餐”。
　　當然，現在倫敦的印度餐館在數量上已經超過了純粹的咖喱餐廳。2001年，《米其林指南》打破了自己法式高檔菜系的傳統，為倫敦的兩家印度餐館評定了星級。其中一位贏得了星級評定的廚師長走的是城市企業家的道路，他開辦了自己的餐廳Rasoi Vineet Bhatia。2010年，Zagat調查公司對它的美食的評價達到了27分，僅比戈登·拉姆奇獲得的評價低1分，它的確是名不虛傳。倫敦最頂級的印度大廚通常是在印度出生的，但他們也已經在競爭十分激烈的倫敦餐飲界闖蕩了很多年。他們烹飪出來的美食是創新性的，他們用高級的烹飪技術展示了亞洲的傳統。完全有理由認為，這種印度與歐洲的結合超過了在孟買烹制出來的任何美食。
　　城市裏擁有大量的娛樂設施，這可以解釋城市人口為什麽更有可能去參加公眾娛樂活動。在收入、文化水平、婚姻狀況和年齡相當的情況下，在12個月當中，相對於他們的農村親戚來說，城市居民出席搖滾音樂會或流行音樂會的可能性要高19％，參觀博物館的可能性要高44％，去電影院看電影的可能性要高98％，到酒吧去喝酒的可能性要高26％。這些高端的娛樂活動對較為富裕和較有文化的人而言具有某種特殊的吸引力。與消極地看電視不同的是，它們具有現場的互動性。如果這個世界繼續向更加富裕和更有文化的方向發展，那麽城市的娛樂優勢將會變得更為重要。（《城市的勝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作者：愛德華•格萊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