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乃西特在那個經常碰見安東的圖書館裏，還結識了另一個人。開始時，由於這個人樸素謙遜，幾乎完全被他所忽視，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真正認識，竟成為他後半生中懷著感激終身的敬愛的人，就如同他敬愛年老的音樂大師一樣。這個人就是約可布斯神父，他大概算得上本篤會教派裏最傑出的歷史學家，當年六十歲光景，瘦小身材，多筋的細長脖子上有一顆雀鷹似的尖腦袋，他的臉從正面看去略顯萎靡，因為他很少擡眼張望，但是從他的側面看去，額頭那顯示膽量的彎彎線條，尖尖的鷹鉤鼻兩側的深深溝紋，還有那稍短卻頗為顯示親切的下顎，都在表露他具有一種極深刻極獨立的個性。

這位安靜的老人——附帶提一下，他和親近的熟人在一起時卻又非常熱情活躍——還據有一張個人獨用的書桌，上面堆滿了書籍、手稿、地圖等等物品，桌子擺在毗鄰圖書室的一個小房間裏。這座修道院擁有如此大量的珍貴書籍，而他似乎是獨一無二的認真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此外，應當說正是這個見習修士安東，引起了克乃西特對約可布斯神父的註意。克乃西特觀察到，老學者擺放書桌的小圖書室，幾乎被視為了私人領地，只有少數人出於工作需要才涉足其中，而且個個都躡手躡足，唯恐出聲打擾他的工作，雖然潛心埋頭的老人完全不像會受外界的幹擾。當然，克乃西特也立即註意到這一禁忌，總是設法與這位勤奮工作的老人保持一定的距離。

後來，有一天安東遵命拿一些書籍給老人，克乃西特看到，安東離開小房間時在敞開的房門邊停留了片刻，回頭凝望著又已埋首工作的老人，臉上露出崇敬和仰慕的神情，流露出一種混雜著某些善良青年樂意體貼照料老弱長輩的溫馨情感。克乃西特看見這一情景的第一個反應是高興，這種景象本身就很動人，安東能夠如此熱情照料老人，而他們其實並無血緣關系，這確實難得。接著而來的是一個可算是諷刺挖苦的念頭，一種讓克乃西特幾乎感到羞愧的想法：這個地方的治學之風何等稀薄，以致這位唯一認真工作的學者竟被大家當成了一頭怪獸，一個怪物。不管怎麼說，安東投向老人的那種近於溫柔的景仰目光，促使克乃西特睜開眼睛看清了老人的飽學多才。於是他也不時朝老人瞥上一眼，發現老人側面具有羅馬人的輪廓，同時又不斷發現這種或那種不同凡響的特點，一切跡象都表明約可布斯神父在精神上和品格上都非同尋常。克乃西特聽說他是一位歷史學家，在對本篤會教派歷史的研究上已無人可與匹敵，這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有一天這位老人開口與他談話了。老人說話的聲調中不帶絲毫老前輩式的故示慈愛、故示善意的語氣，而那似乎確屬這個修道院的風格。老人以一種謙遜的、近乎羞怯的，但卻精確合度的語氣邀請他在結束晚禱後到他的住處一敘。“您會發覺，”老人說，“我既不是研究卡斯塔裏歷史的專家，更也不擅長玻璃球遊戲。但是，如今正像人們表面看到的那樣，我們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宗教組織關系正在日益密切。我不想置身事外，更願略盡自己綿薄之力，恰逢您光臨本院，我願不時向您請教。”老人說話的態度很嚴肅，但他那種謙遜的語氣，加上他那富有睿智的蒼老面容，卻使他這番過分禮貌的語言產生了某種驚人的多義效果，從嚴肅到譏諷，從尊敬到嘲笑，從熱情參與到遊戲打趣，無不有之。那情況就像兩位聖賢或者兩位教廷貴族相見，以無窮無盡的打躬作揖進行禮貌和耐性的遊戲一般。這種混合了尊嚴和譏諷，智慧和客套的見面禮節，是克乃西特早就從中國人那裏領教過的，現在像一杯清涼飲料使克乃西特神清氣爽。他記起自己上次聽到這種語調——玻璃球遊戲大師托馬斯也擅長此道——距今已有相當長的時間。克乃西特又感激又高興地接受了邀請。

傍晚時分，當他來到老人那位於建築物側翼盡頭的僻靜住處時，卻不知應該敲哪扇門；忽然聽到了鋼琴聲，令他大吃一驚。他聽出是普賽爾的一首奏鳴曲，演奏得很樸實，毫無賣弄技巧之感，聽去節奏精確，幹凈利落。樂曲那深沈、純凈而愉悅的旋律配合著甜蜜優美的三和弦聽起來親切悅耳，克乃西特驀然回憶起華爾采爾年代曾和好朋友費羅蒙梯用各種不同樂器演奏這類樂曲的情景。他站停住，默默欣賞著，直至樂曲奏畢。琴音在黝暗寂靜的走廊裏顯得那麼孤獨、脫俗，又那麼勇敢、純真，同時既十分童稚氣，又十分老成，就像任何一首優秀樂曲在尚未得救的緘默人世間所發出的音調一樣。

克乃西特敲敲門，約可布斯神父高聲應道，“進來吧！”老人以自己謙遜的莊嚴態度接待客人，小小的鋼琴上還燃著兩支蠟燭。是的，約可布斯神父回答克乃西特說，他每天晚上彈琴半小時，或者整整一小時，天黑以後他就結束每日的工作，睡前幾個鐘頭他不讀書不寫作。

他們談論著音樂，談到普賽爾，談到亨德爾，談到本篤會的古老音樂傳統，在所有天主教團體中，本篤會是最熱衷音樂的教派。克乃西特表示很想知道本篤會的歷史情況。談話便熱烈起來，觸及了上百個問題，老人的歷史知識確實驚人，然而他也坦率承認，對卡斯塔裏的歷史、思想及其組織情況，他還缺少研究，還沒有產生大的興趣，但是他又毫不掩飾地對卡斯塔裏持批評態度，認為其宗教團體組織是對基督教模式的一種仿效，而且歸根結蒂還是一種褻讀神明的仿效。是的，因為這個卡斯塔裏團體既無宗教，又無上帝，也無教堂作為自己的基礎。克乃西特恭恭敬敬地聆聽著這些批評，只是不時提請對方考慮，不論是宗教、上帝，還是教堂，除去本篤會派和羅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觀點之外，還可能有其他不同教派，存在著不同觀點，因此無論是否定其宗旨和奮鬥的純潔性，還是否定其對人類精神生活的深刻影響，都可能是不對的。

“完全正確，”約可布斯說道，“您肯定首先想到了基督新教的信徒們。他們雖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卻常常表現得非常勇敢，也出了一些傑出人物。我曾花費好幾年工夫主要研究各種敵對基督教教派和教堂間試圖和解修好的多次不同形式嘗試，尤其是一七零零年左右那個時期，我們發現許多著名人物，例如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茲以及脾氣古怪的辛岑道夫，都曾致力於使敵對教派重新和好。而整個十八世紀，其精神思想雖常常顯露出草率和膚淺，但還是給後人留下了又有趣又意義豐富的思想史。而我對那個時期的新教徒最感興趣也最下功夫研究。我發現了他們中的一個卓越人物，他是一個語言學家、教師和教育學家，此外還是施瓦本地區一個虔信派教徒，他的道德影響整整兩個世紀內都清清楚楚有據可查——不過我們已越出談論範圍，現在讓我們回到什麼是真正宗教團體的正統性和歷史使命問題上來吧……”

“啊，等一等，”克乃西特失聲喊道，“請您再講講您方才提到的那位教師，我想自己大概猜到是誰了。”

“您猜是誰。”

“我起初以為是哈勒市的弗蘭凱，可你說這位教師是施瓦本人，那麼我想只可能是約翰·阿爾布萊希特·本格爾啦。”

老人大聲笑起來，喜悅使他容光煥發。“你可真讓我吃驚，親愛的朋友，”老人愉快地叫道，“我腦子裏想的果真是本格爾。你是從哪裏知道他的？或者在貴學區裏的人理所當然應熟知這類生僻和已被遺忘的人和事？倘若你拿這個問題去詢問本修道院裏所有的修士、教師和學生，包括前幾輩的人，我敢保證，大概不會有任何人知道這個名字。”

“在卡斯塔裏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許只有我和我的兩位朋友。有一段時間，我因個人愛好研究過十八世紀的虔信派思想。對幾位施瓦本神學家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景仰，尤其是這位本格爾。當時我認為他堪稱一切教師的楷模和青年人的導師。我當時極喜歡他，以致請人攝制了一本古書裏的本格爾畫像，在我的書桌上供了很長時期。”

約可布斯神父又開懷大笑，“我們今天相逢真是吉星高照，”他說道，“多麼奇特的現象，我們兩人在研究過程中竟然不約而同碰上了這位已被遺忘的人物。更為奇特的也許還是下列情況：這位施瓦本新教徒居然同時影響了一個天主教本篤會僧侶和一個卡斯塔裏玻璃球遊戲者。順便說一下，在我的想象中，貴會的玻璃球遊戲是一種需要豐富想象力的遊戲，因此我很驚訝，像本格爾那樣嚴格而冷靜的人竟如此吸引你。”

現在輪到克乃西特開心大笑起來。“好吧，”他接著說，“您若回憶一下本格爾曾多年從事的聖約翰啟示錄研究工作，以及他對這部書的預言內容所作的體系性闡釋，那你就不得不承認我們這位朋友恰是嚴肅的對立面呢。”

“這話不錯，”約可布斯神父愉快地承認說，隨後他又問道：“那麼您如何解釋這種矛盾呢？”

“如果您允許我開玩笑，那麼我就要說：本格爾所欠缺的，以及他內心裏不自覺地渴求的，正是玻璃球遊戲。事實上我已把他列為我們玻璃球遊戲的秘密先驅者和老前輩了。”

約可布斯神父又恢復了嚴肅態度，謹慎地問道：“這似乎有點膽大妄為，竟然把本格爾歸入貴會的譜系。不知您對我的見解評價如何？”

“我說過這是一個玩笑，卻也是一個有理可據的玩笑。本格爾很年輕的時候，還在他從事那項重大《聖經》研究工作之前，有一次曾向他的朋友們談起自己的工作規劃。他說他希望撰寫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也即是說他想把那個時代的一切知識以綜合和對稱方式排列組合在一種中心思想之下。這個想法正是玻璃球遊戲在做的事呢。”

“歸根結蒂這是整個十八世紀都在進行的百科全書式思想遊戲。”老人反駁說。

一事實如此，一克乃西特表示同意。一但是本格爾所力圖達到的並不僅僅是各種學科和領域的並列研究，而是尋求一種有機的相互關系，他已啟程探找一種共同的公分母。而這正是玻璃球遊戲最基本的觀點之一。現在我還想進一步說說我的看法：倘若本格爾當年曾建立類似我們玻璃球遊戲的思想體系的話，他也許就不會誤入歧途，不會去換算什麼預言數字，不會宣稱自己反對基督和反對千年王國了。本格爾未能完全尋找到能夠引導自己趨向他所渴求的聯合目標之道，卻以自己的數學天賦加上哲學才能創造了一種兼具細致縝密和美麗幻想的‘時代秩序論’，花費了多年好時光。”

“就說到這裏吧，”老人說，“好在您不是一個歷史學家。您實在太過於依據幻想了。不過我懂得您想說的東西。我卻只在自己專門領域裏賣弄學問。”

這是一場互相獲益非淺的談話，增進了相互了解，也建立起了一種友誼關系。在這位本篤會學者眼中，事情似乎並非巧合，或者至少應該說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巧合，因為他們兩人——他在本篤會，那位青年在卡斯塔裏——各自作著本領域的工作，卻發現了這同一位在符騰堡修道院執教的可憐教師，發掘出了這位既溫順又堅硬，既熱情又冷靜的人物。老人認為，他們之間必然存在某種連接兩人的東西，因為這同一望不見的磁石的吸力實在太強大了。那個以普賽爾奏鳴曲開場的傍晚之後，兩人間的無形橋梁已實實在在架起來了。約可布斯覺得和這位頗有修養卻柔順好學的青年交換思想很愉快，這種樂趣對他而言是難得一遇的。而克乃西特則覺得自己在與這位歷史學家的交往中，在領受教導的過程中，似乎在成長覺悟的道路上又邁上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他是視成長覺悟為自己生命之道的。簡而言之，克乃西特從老人那裏學到了歷史，學到了歷史研究和撰寫歷史中的法則和矛盾，而在以後的幾年中又更一步學會了如何把現實和自己當前生活作為史實來觀察的本領。

他們之間的談話往往發展成一種道地的辯論，有抨擊，也有辯護，而且開始時自然總是約可布斯神父首先向對方發難。老人對自己年輕朋友相知越深，就越為對方感到惋惜，這個如此有出息的青年非但沒有受到宗教教育培養，反而受到了一種虛假美學思想的熏陶。每當他發現克乃西特思維方式上某些可資非議之處，就將之歸罪於卡斯塔裏的“時髦”精神，歸罪於它的不切實際，以及那種偏愛遊戲式抽象化的傾向。而每當克乃西特令人驚異地以近乎自己思維方式的健康觀念與見解和他辯論時，老人就不禁狂喜萬分，因為自己年輕朋友的健康天性竟能如此頑強地抵禦卡斯塔裏的教育影響。克乃西特十分平靜坦然地承受他對卡斯塔裏的種種批評，只在這位老先生對自己過分激昂慷慨時，才冷靜地加以反駁。應當說，這位學者卑薄卡斯塔裏的種種貶詞中，不乏令克乃西特必須承認的正確內容，其中有一點在他逗留瑪麗亞費爾期間已使他的觀點有了徹底改變。這一點便是卡斯塔裏精神與世界歷史的關系問題，對此，約可布斯神父認為，卡斯塔裏人“完全欠缺歷史意識”。“你們的數學家和玻璃球遊戲選手，”老人會這樣分析，“已經依照自己的口味為你們蒸餾出了一部世界歷史，其中僅有精神思想和藝術的歷史，你們的歷史沒有血肉和現實生活。你們精確地知道拉丁語結構解體於第二世紀或者第三世紀期間，卻完全不理解亞歷山大，悄撒和耶穌。你們探討世界歷史就像一個數學家探討數學，其中只有定律和公式，卻沒有現實，沒有善與惡，沒有時代，沒有昨日也沒有明天，只有一個永恒不變的、膚淺的、數學上的當前。”

“可是研究歷史而不對其進行次序整理，能寫出歷史嗎？”

“撰寫歷史當然得進行歸納整理，”老人生氣地叫道。“與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種科學全都是一種整理，一種簡化，使人類難以消化理解的東西得以消化理解。我們相信自己業已認識了若幹歷史法則，我們便可以嘗試做一些史實的研究工作。這麼說吧，倘若一位解剖學家解剖一具屍體，一般說來不會碰到令他意外的情況，他會在表皮下層發現一塊塊的組織、肌肉、韌帶和骨骼，與他借以工作的簡圖一致。但是，如果這位解剖學家只會照簡圖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對象個人獨有的特殊真實的話，那麼他便是一個道地的卡斯塔裏人，一個玻璃球遊戲者，把數學法則用到了最不適用的對象身上了。我個人認為，可以容許歷史學家將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應用於整理歷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還有一個最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他必須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現實以及種種現象的獨特的一次性。我親愛的朋友，研究歷史不是開玩笑，更不是不負責任的遊戲。一個人想從事歷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試圖去做的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卻因其重要性而必須去做的最重要工作。所謂研究歷史，亦即是說他會面對一片混沌，然而卻得持有維護秩序和意義的信念。年輕人，這是一種十分嚴肅的工作，也許還是一種悲劇性的工作。”

克乃西特當年給朋友們的書信中大量引用了約可布斯神父的言論，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話如下：

“在青年人眼中，世界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就好像歷史大蛋糕裏的葡萄於，毫無疑問，他們也屬於其實質性主體，但是要想把真正的偉人和表面上的虛假偉人區別開來，絕不像人們以為的那麼簡單和容易。虛假偉人之能夠脫穎而出，在於歷史機遇以及他們推測和抓住這個歷史關鍵時刻的本領。有許多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更毋庸說那些新聞記者了，都把他們這種預知和把握某個歷史關鍵時刻的能力稱之為：一蹴而就的成功，並說成是偉大人物的一種標記。某個一夜之間變成了獨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個曾經一度控制了一個世界統治者喜怒哀樂的妓女，都是這類歷史學家偏愛的角色。與他們相反，那些耽於理想的年輕人，則大都偏愛悲劇性的失敗者，殉道者，在重要歷史時刻不是出場稍早就是略遲一步。對我來說，由於我畢竟首先是本篤會的歷史學家，因而世界歷史中最能夠吸引我，令我驚奇，讓我覺得值得研究的東西，既不是個別人物，也不是軍事政變之類，我不關心他們的興衰成敗，我所關懷喜愛，並且永遠具有好奇心的是世界上下述現象：例如我們這類宗教組織得以長存的原因。這類組織長期具有生命力，因為它們的宗旨是試圖凝聚、教育和改造人類的精神與靈魂，使他們通過教育而不是通過優生學，通過性靈改造

而不是通過血腥手段，變成高貴的人，成為既能統治也能服務的人。閱讀希臘歷史時，最攫住我內心的並非光輝燦爛的英雄豪傑，也不是在安哥拉廣場上的大聲吶喊，而是某些精神探索，譬如畢達哥拉斯兄弟會或者柏拉圖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中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例子是儒家體系之歷久不衰。而在我們西方歷史上，首推基督教以及作為其結構而存在並為之服務的教會組織，在我眼中，這才是具有主要價值的歷史組成要素。一個幸運的冒險家成功地征服或者建立了一個國家，使之維持了二十年、五十年，或者甚至持續了一百年之久；或者，某個富於高尚理想的國王或者皇帝嘗試推行某種比較正直的政治或者努力實踐某種文化改革夢想，一度獲得成功；又或者某個國家或者某一團體在重大壓力下居然能夠承受艱苦並且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未能引起我的興趣，遠不及我們宗教團體始終不渝、全力以赴地工作那麼吸引我，在這些工作中，有些已延續了一千年甚至兩千年之久。對於神聖的教堂，我不擬說什麼，因為這是超越我們信徒之上的事情。我可以談談各類教派組織，例如本篤會、多明我會以及後來的耶穌會等，全都持續存在了好幾個世紀，盡管時興時衰，時而侵犯別人，時而適應別人，總算也全都保持了各自的面貌和聲音，維護了自己的姿態和獨特靈魂，看樣子還會延續好幾個世紀。我認為這些才是最可敬佩、最值得重視的歷史現象。”

克乃西特崇拜約可布斯神父，就連他的不夠公正的偏激之詞也十分贊賞。當時克乃西特其實並不知道約可布斯究為何等樣人，因而只把他視為學問淵博的天才學者，克乃西特完全不知道那人正在有意識地參與世界歷史事務，正以他那宗教組織政治領袖身份左右著世界政治，四面八方不斷有人來向這位政治歷史和當代政治專家尋求咨詢、忠告，甚至尋求調停。克乃西特就這樣過了兩年，直至他第一次休假離開修道院。這期間他和老人往來時只把他當作普通學者，除了他的言論，對他的生平、活動、職業以及影響情況一無所知。顯然這位學養深厚的老人善於隱藏自己，連友誼之情也不外露，而修道院的修士們也皆深諳此道，比克乃西特所能夠想象更為善於隱藏。

過了兩年之後，克乃西特就像任何一個客人和局外人都能夠達到的一樣，完全適應了修道院生活。他不時協助那位管風琴師的工作，使修道院小小聖歌合唱隊那一線薄弱卻悠久可敬的傳統得以適度地延續和發展。克乃西特在修道院的音樂檔案館裏發現了若幹有價值的材料，便抄了幾個副本寄到華爾采爾，尤其是寄給了蒙特坡。他開了一個小型的玻璃球遊戲初級課程班，安東現在是班上最用功的學生。他誠然未能教會格爾華修斯院長中文，然而卻把使用草莖占蔔的技巧以及改進了的靜思默修方法傳授給了院長。這位院長也熟悉了克乃西特的性格，已經很長時間不曾像客人初到時那樣，常常勉強他飲酒了。院長在一年兩度公事公辦寫給玻璃球遊戲大師的答復文件中，對約瑟夫·克乃西特在瑪麗亞費爾的成績考核裏盡是贊譽之詞。而在卡斯塔裏方面，涉及克乃西特課程計劃和成績清單的部分才是他們細細審查的內容。他們認為程度稍淺，但是這位教師為了符合修道院的程度，更主要的是為了適應該院的思想習俗而采取的方法，他們大致感到滿意。最令他們高興，甚至真正喜出望外的事莫過於克乃西特與著名的約可布斯神父有了親密的頻繁交往，是的，甚至建立了友誼關系，卡斯塔裏行政當局對此當然只是心照不宣，閉口不談的。

這種友誼關系結出了形形色色的果實，盡管說出來也許會稍早泄露我們故事的內容，然而還是值得說說，或者我們只把克乃西特最為珍惜的那一個果實在此略作敘述。那果實成熟得非常緩慢，就像生長在高峻的大山上的樹種被人們移植到了肥沃的平原裏，總是遲遲不願生長。這些被移植後的種子由於遺傳因素，對肥沃的土地和溫和的氣候總持抑制觀望態度，它們仍然保留著祖輩那種慢節奏生長的遺傳特點。約可布斯這個睿智的老人，習慣對任何影響盡可能保持小心考核態度，因而凡是這個年輕朋友兼敵對觀點者向他灌輸的一切卡斯塔裏思想，他就是這樣猶猶豫豫、一步一步地讓它們在自己身上生根的。慢慢地種子總算萌芽生長了。對於克乃西特來說，在修道院多年逗留期間所體驗到種種美好而寶貴的經歷中，這一件事是最美好的：開始時似乎那麼難以出現的信任和坦率在這位世故老人身上總算緩慢萌芽生長了，老人不僅漸漸對這位崇拜自己的青年同行產生了同情心，而且對其身上的卡斯塔裏思想烙印也逐漸容忍理解了。這位年輕人——似乎說成學生、聽眾或者門生更為恰當——一步一步把老人引向了認可另一種宗教的境地：老人最初說到“卡斯塔裏”或者“玻璃球遊戲”這些字眼時，總采用諷刺語氣，往往只用於挖苦謾罵，後來開始容忍理解，而最終完全承認了另一種思想形式的可信性，也承認了另一宗教組織，承認了他們嘗試創造精神貴族教育的努力。約可布斯長老不再對卡斯塔裏的歷史短暫、年少無知吹毛求疵，畢竟成立不足兩個世紀，較之本篤會晚了整整一千五百年呢。他也不再把玻璃球遊戲視為純粹的花哨美學玩意兒，也不再否定這兩個年齡相差懸殊的宗教團體未來有親善與結盟的可能。

卡斯塔裏行政當局對約瑟夫贏得了約可布斯神父的部分信任看成他瑪麗亞費爾之行的最高成就，克乃西特本人卻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對此毫無想象，只看成是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件幸運事。不過他常常在想：派遣自己來修道院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麼，是否像那些競爭對手們最初所妒忌的是一種提升和嘉獎，還是隨著時間的消逝，不如說是一種毫無榮譽可言的被遣送坐冷板凳更恰當？如果為了學習，任何地方都可以學習，為什麼非在這裏？而且根據卡斯塔裏的觀點，這座修道院並非學習的好園地，也沒有可供學習的榜樣，唯有約可布斯神父例外。同時，他在此孤陋寡聞，盡與業余水平的人一起從事玻璃球遊戲，是否影響了自己的技藝，或者已經僵化退步，克乃西特實在難以斷定。此時此刻倒是他一貫不愛往上爬的品性以及他早已日益更能承受命運的心理，幫他渡過了難關。不管怎麼說，他作為客人和某項不重要課程的教師生活在這個古老舒適的修道院裏，較之離開華爾采爾前一段時間生活在一群勾心鬥角人士之間，對他來說是更為愉快的。倘若命運決定把他永遠棄置在這個小小的邊遠地方，那麼他想必會設法稍稍改善自己的生活，例如略施手腕把一位朋友調到他身邊，或者每年至少去卡斯塔裏度一個較長的假期，除此而外，他也想不出有什麼要求了。

閱讀這部傳記的讀者也許會盼望讀到描述克乃西特修道院生涯的另一方面內容，也即涉及宗教的生活。但是我們只敢於謹慎地稍加暗示。毫無疑問，克乃西特逗留瑪麗亞費爾期間和宗教——也即修道院日日修煉的基督教——一有過較深刻的體驗。這不僅是我們的揣測，事實上他日後的許多言論和行為都清楚地說明了這種體驗。然而他是否信奉基督教，或者信仰到何種程度，則是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也不屬我們研究的範圍。克乃西特除了卡斯塔裏所培植的尊敬宗教思想之外，還具有一種純屬個人的虔敬心理，也許我們可以稱之謂虔誠性。早在學生時代，克乃西特便已對基督教教義及其古典形式獲得過良好教導，尤其是在學習教堂音樂過程中獲益更多。首先是他從此熟悉了彌撒的儀式和聖禮的程序。

克乃西特在本篤會修士們身上發現了一種活生生的宗教，這不禁使他感到驚訝和肅然起敬，因為他以往對此只有理論上和歷史上的知識。他參加了許多次禮拜儀式。當他熟讀了約可布斯神父的若幹理論文字，並進行了認真交談之後，終於看清了這個基督教完整的罕見的面貌：在若於世紀裏，它曾許多次被視為過時、老朽、陳舊和死氣沈沈，然而每一次都總是汲飲自己的源泉而獲得新生，同時把一度顯得時髦而占上風的東西統統遺留在後面。克乃西特在同他們交談時心頭總是不斷浮現出這樣一種想法：卡斯塔裏文化也許僅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個俗化了的、暫時的支流，有朝一日會被重新吸收回去。克乃西特對這個想法從不曾認真加以抵制。即使如此，有一回克乃西特仍然對約可布斯神父說明自己的立場總在卡斯塔裏一方，而不會倒向本篤會，他必須為卡斯塔裏工作，衛護它的利益，而並不考慮自己作為其中一分子的宗教組織是否可能永恒存在，或者是否具有很長的存在期限，改變宗教信仰對他而言只可視為一種不光彩的逃避行為。他們兩人都敬仰的那位約翰·阿爾布萊希特·本格爾，當他在世時也曾服務於一個又小又短暫的教派，卻也絲毫沒有耽誤他服務於永恒的神聖使命。什麼叫虔誠，也就是一個人忠誠到不惜為信仰奉獻自己的生命，這卻是不論在哪一階段和哪一次懺悔中都可能遭遇的。服務和忠誠也是衡量每一個個人是否真正虔誠的唯一有效的檢驗標準。

克乃西特在本篤會已逗留兩年左右時，修道院裏忽然來了一位客人，那個人小心翼翼避免與他會面，甚至連最普通的介紹都避開了。這反倒引起了克乃西特的好奇心，他密切關註著陌生來客，其實此人只逗留了幾天，這卻導致了各式各樣的猜測。他最後斷定這位陌生人的宗教外衣純屬偽裝。這個不知名的客人不斷和院長，尤其是和約可布斯神父關起房門進行長時間談話，同時不斷收到緊急信件和發出緊急信件。迄至當時，克乃西特己多少風聞修道院的政治關系和政治傳統，便揣摩來客可能是一位肩負秘密使命的高級政府官員，或者是一位微服出行的王公貴族。當他默默思考著自己這些觀察時，想起前幾個月也曾有過一位和數位客人來訪，如今細想起來，似乎也具有同樣的神秘性和重要性。於是他回憶起了卡斯塔裏的“警察局長”，那位和藹的杜波依斯先生，回憶起了要他時刻留意修道院內此類活動的請求，雖然他既無興趣又無責任撰寫諸如此類報告，卻始終有些內疚，因為自己長期以來從未給這位好好先生寫過任何信件，杜波依斯先生想必對他非常失望了。於是克乃西特給他寫了一封長信，試圖解釋自己長期緘默的原因，為了使信件多少有些實質性內容，也略述了自己與約可布斯神父的交往。至於這封信是否有人重視和有人閱讀，他就無法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