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所列舉的東晉天師道世家的服藥修道行為明顯地體現出嵇康所認定的疏離政治、註重精神修煉的服藥宗旨 。尤為引人矚目的是王羲之，他不僅與道士許邁等人“共修服食，采藥石”，而且“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我卒當以樂死”一句是值得玩味的。如果理解上沒有偏歧的話，那麽在王羲之看來，“樂”的意義要遠遠超過“不死”，至少可以用“死”來交換“樂”。這也就是說，精神上的安祥和愉悅遠比肉體生命本身的存在要重要的多。這種註重士人自身的精神修養的取向不僅與嵇康的倡導遙相呼應，而且也與整個魏晉時期士族文人註重精神養煉的潮流密切吻合。明白了這一背景，也就比較容易理解兩晉士人服藥過程中的精神取向：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曰：“‘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最。”（《世說新語•文學》）

盡管王恭身為外戚，身居顯要，並屢屢起兵向司馬道子施壓，終以劉牢之倒戈兵敗被殺，可謂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然而這篇故事所展示的卻是他內心深處的另一面：顯然，王恭行散一路上所想到的只是服藥與長生的關系。不過他並非是從政治生涯的角度慨嘆時光流逝，壯誌難酬，而是以士人的雅興感慨生命短促――實際上不無為其政治生涯的奔波擠壓了個體生命而幡然悔悟的意思。這也正是王羲之“卒當以樂死”意念的反面表述。這一看法還可以從另一篇故事中得到證實：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至疑隙。（劉註：《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鹹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戮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間恭，乃於王坐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為構己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於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世說新語•賞譽》）

據《世說新語•忿狷》“王大王恭”條，二人曾因相互勸酒而險些大打出手，可見怨隙之深。這或許也是王恭行散中所思感慨生命無常，不當虛度光陰而有所悔悟的內容之一。他在行散時睹物思人，與上文的感慨內容可相互參證，可見士人服散之後的精神境界。正如宋人劉應登所評：“言因物象如此，而想其精神也。”此段正文表達與其內容相得益彰，烘托出當時景物與王恭服散後精神之開朗愉悅。故王世懋評曰：“佳句似賦。”陳夢槐則雲：“讀此令人自遠。”

我們說士人服藥註重精神取向，盡量與政治疏離，並不是說他們的服藥與政治完全絕緣。只是有緣並不意味著積極參與，相反很多士人是把服藥作為一種疏離政治的手段。

由於五石散本身藥物毒性很大，服用後又有許多條件限制，否則後果十分嚴重，甚至搭上性命 。皇甫謐曾談到服藥不當而產生的後果：“或暴發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長互，舌縮入喉；東海王良夫，癰疽陷背；隴西辛長緒，脊肉爛潰；蜀郡趙公烈，中表六喪，悉寒食散之所為也。遠者數十歲，近者五六歲。” 皇甫謐本人就是服藥不當的受害者。他三十五歲時因患中風病，半身不遂，便以服寒食散來治療。由於“違錯節度”（散發不當）而落下一身重病：“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有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吸，父兄見出，妻息長訣。”甚至因服用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 。正因為服散之後有如此嚴重的後遺癥，所以人們往往將其視為殘疾之人。於是有些士人則借服藥散發不當而遠離政治漩渦。據《晉書•王戎傳》，河間王司馬颙聯合成都王穎，準備討伐齊王冏。接到檄書後，司馬冏要王戎為自己出主意。王戎說：“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推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可是司馬冏的另一謀臣葛旟卻對此十分惱火，聲稱要殺死王戎。“於是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不及禍”。又據《高僧傳•晉廬山釋慧遠傳》，桓玄和晉安帝路過廬山，想見慧遠時，均被慧遠以患疾為辭。而他所患疾病，正為散發不當所致 。類似情況還有陳敏之亂時假造詔書，以賀循為丹陽內史。賀循先辭以腳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發袒身，示不可用。致使陳敏無奈 。晉武帝幾次詔敦皇甫謐應命，皇甫謐皆以服散患疾相辭 。這種情況在《世說新語》中也不乏記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鬥生之無慍。時論以此多之。（劉註：《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鬥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世說新語•德行》）

文中殷覬不以政運得失為意，蕭然自得的風采，正是嵇康所贊慕的精神為身之主宰的寫照。而他借故離舍的借口，便是服藥行散。《世說新語》的編者將其列入《德行》一門，正可見其彰揚之意。不過他因服藥致病，倒也是實情：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劉註：《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世說新語•規箴》）

殷覬所患見人半面之病，正是服散所致。皇甫謐說：“服藥失節度，則目瞑無所見。” 《醫心方》卷二引釋慧義雲：“散發後熱氣沖目，漠漠無所見。”所以余嘉錫說：“由是觀之，則殷覬之病困，正坐小病而誤服寒食散至熱之藥，又違失節度，飲食起居，未能如法，以致諸病發動，至於困劇耳。” 此事又見《晉書•殷覬傳》：“……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覬欲同舉。覬不平之，……仲堪要之轉切。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誌望無厭，謂覬言為非。覬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己，樹置所親，因出行散，托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覬曰：‘兄病殊為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覬遂以憂卒。” 前文王恭為自己殉身是非利害而懺悔，此則言殷覬執意以服藥為由擺脫政治。二者一反一正，正好凸現出士人疏離政治的精神取向。而其中的媒介起因則均與服藥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