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馬首先表現為一個半身胸像，是西方文化熟悉的希臘雕塑，它是白色的、堅硬的、盲目的、冷冰冰的大理石制品；這個形象從其原生地地中海被剝離出來後，經過歐洲人的加工，作為帝國主義的文化符號而出口到全世界，尤其是新世界，占據了至高無上的文化地位，成為古希臘民主和藝術的最高理想。在《奧梅羅斯》中，詩人諷刺性地對"民主"一詞進行了解構：他把democracy這個詞拆解開來，前半個"demos"與demonic同構，暗示"魔鬼或有魔力的"，後半部分ocracyg與crass諧音，意為粗魯的, 粗糙的，

......它的粗魯

以其疾病侵蝕了藍色血管的大理石，

像一個死產的屍體，因為所有的理想在其強烈仇恨中

變得冰冷。為了無聲的傲慢它經常在南方的城鎮和種植園中，

殺害它給與羅馬名字的奴隸，被逃脫了迫害的罪犯和移民所供養的

有著雅典式規則和柱子的小廣場

給與他們自己法西斯式的法律

迫害奴隸。一個結婚蛋糕共和國。

它的圓拱頂，紀念館，它的裝飾華麗的典章制度，

它的圓柱拱托的大門俯視著黑人

的影子......

這裏，幾個與"民主"（demos）發音相似的單詞--"魔鬼的"（demonic）、"喑啞的"（dumb）、"羅馬圓拱頂"（dome）--的相繼出現顯然是詩人精心選擇的，從結構主義詩學的角度看，這些在選擇軸上可以互相替換的單詞放在同一詩節中，就建構起一個互文性語義場，起到了一種互相關聯、互相引發、互相暗示的作用。

與之相對的第二個荷馬是一個平民，他是加勒比海的一位黑人，是通俗的（demotic）卡呂普索歌手，他用活生生的本土方言歌唱。平民的荷馬綽號為"七大洋"（Severn Sea），暗示著他的多元文化性。"七大洋"年青時遊歷世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年老時像荷馬一樣，雙目失明，坐在"無痛苦咖啡店"門口，靠回憶度日。

一白一黑兩個荷馬彼此相對，恰如一對孿生兄弟。顯示出中心與邊緣、歐洲與美洲、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對立與融合的關系。兩個荷馬的存在，也為史詩的敘事定下了不同的基調。

除了這對仿佛孿生兄弟的詩人外，還有另一對孿生兄弟。他們是兩位視覺藝術家，一位是生活在19世紀的美國畫家，名叫溫斯洛·荷馬，他在1899年畫過一幅著名的油畫《灣流》，畫的主角是一個年輕而強壯的非洲人，在一只沒有風帆，沒有舵把的木筏上孤立無援地漂流著，他的面前是鯊魚出沒的大海和風暴。整個畫面表達了美洲黑人的悲劇性經驗和命運。沃爾科特將畫中的人物看作自己筆下的主人公阿基琉斯的形象。

阿基琉斯！我的主人，我的黑人！

在《灣流》中，周圍是張牙舞爪的鯊魚；

脖子上是繩索，他的頭被扭向非洲，

這幅畫永遠讓他在我們的島嶼和

圭亞那海岸之間搶風航行，鎖定種族的夢想，

鎖定進入另一位荷馬的手中的光，

習習微風將博物館的帆布托起。

第二位畫家是詩人的朋友、精神上的伴侶聖·奧馬（"荷馬"的法語譯名）。他用象征的手法，為獨立後的聖路西亞設計了國旗。這面國旗既是這個島國的象征，也表達了一種多元文化社會的理想。國旗的底色是藍色，象征了周圍的海洋，正中的白黑黃三色的三角形象征了聖盧西亞島國。黑色代表火山，黑色和白色象征了該國兩個主要的民族，表現了這個島國多元性的文化身份，黃色同時又象征海灘與陽光。這兩位畫家，一位用現實主義手法表現了聖盧西亞的過去和創傷，一位用象征主義手法表現了它的現在和未來。

這樣，四個荷馬--荷馬和奧梅羅斯、溫斯洛·荷馬和鄧斯坦·聖·奧馬--兩組形象互相交融又互為對照，兩位詩人與兩位畫家形成對照。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兩位體現了西方文化霸權的主要形象受到了兩位藝術家的反抗，他們對西方中心對世界的解讀提出了挑戰。 PAULA BURNETT，2000，P173

但在我看來，除了這四個荷馬外，史詩中還隱含了第五個荷馬，這就是詩人自己，這是一個包容了上述四個荷馬的特性的安德列斯詩人，一個具有世界主義眼光的荷馬，一個混血的荷馬，他的膚色既白又黑，既具有紮實的西方文學修養，又與加勒比民間文化保持著血肉聯系；既能夠寫一手標準的英語，又能用本土方言寫作，既有詩人氣質，又具有藝術才能3。前面四個荷馬的形象是通過他塑造出來的，整個史詩的故事是他敘述出來的。正是通過這個荷馬，我們才認識了其他四位荷馬，認識到加勒比/聖路西亞文化的多元性和世界性品格。

多重性的荷馬/安德列斯詩人既象征了人類實際狀況的多元性，又象征了文化多元主義的目標。然而多元文化主義並不妨礙他堅守本土文化立場和身份意識，他愛的還是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聖盧西亞。正如斯圖亞特·霍爾所說，"聖盧西亞依然是他靈感的源泉，他的真正的家園"。沃爾科特在199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第一次返回他的出生地聖盧西亞時，對歡迎他的同胞說，他的所有作品都是關於這個島嶼的，關於"我對它的愛，對它的人民的愛"，

一位西方批評家說，如果說我們正進入一個多元文化主義成為核心意識形態的時代，那麼我們就應該歡呼德裏克·沃爾科特成為我們最偉大的文化領袖之一。他以他的幾十部戲劇和詩集證明，在單個作家的作品中"多種文化在對話中共存"的真正意義。他的喬伊斯式的才氣橫溢的多重聲音不僅展現了無數種類的加勒比英語和法語的方言土語，而且也觸及了猶太-基督教、希臘-羅馬和全部歐洲文化寶庫中最寬廣的領域。從沃爾科特塑造的加勒比小宇宙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全世界最寬容、最豐富的多元聲音共存的範式。最為奇妙的是，沃爾科特為全球政治和文化哲學提供了一個勝於"非此即彼"（either/or）的"亦此亦彼"（both/and）的範例。（CLC，160。311）

後殖民史詩《奧梅羅斯》對於21世紀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於此。

註釋：

1、代意大利裔加拿大女學者林達·哈切恩認為："雙重性是移民經驗的本質。陷於兩個世界之間，移民要轉換一個新的社會空間；陷於兩種文化且常常是兩種語言之間，作家要轉換一個新的文學空間。"1 美國布朗大學教授利奇坦斯丹在論述奈保爾的小說創作時，從另一角度也提出了後殖民文學特有的雙重化（doubling）技巧。在他看來，後殖民作家喜歡用自傳體的形式寫小說，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偽自傳體"(pseudo-autobiography)。生活中的真人似乎具有一種未經文學之光或其他文化形式汙染過的純粹經驗，而作家則是以解釋者的身份出現，參照別的作品，運用語言來解釋這種經驗。雙重化體現了兩者之間的一種鬥爭，即將真人和作家融為一體，既能獲得未經過濾的經驗，又能獲得創造性的解釋現成意義的力量。

2、由於《奧梅羅斯》目前尚無中文譯本，本文中所引用的該史詩片斷均為筆者試譯。

3、沃爾科特早年學畫，曾師從，見他的自傳性長詩《另一生》。（愛思想網站 201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