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一旦發展中國家突然遭遇外資停止而爆發經濟危機時，都會隨伴發生因無力支撐上層建築而導致政府垮掉，只剩下政府體系中最硬的兩個手段——軍隊和警察。為什麼發展中國家較多發生軍事政變?只要經濟上宗主國不投資，這些發展中國家往往進入政治動亂，甚至出現種族屠殺，誰之罪?
中國當時也沒有條件推進蘇式工業作為經濟基礎了，可全盤蘇化的上層建築要改談何容易?因此，以路線鬥爭為名發動工農兵改造上層建築，這個也是中國創造。至於成還是不成，經驗多還是教訓多，留待後人評說吧。若是按今天仍然堅持的經典理論來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蘇聯投資的經濟基礎了，這個蘇式上層建築是難以維持的。

所以，如今再談論今天所說的種種“極左”，那時候也許算是為了民族主義經濟覆興的做法。其實，只不過是蘇聯留下的官僚主義上層建築已經無法再適應當時只能動員勞動力維持國家建設的經濟基礎了。按蘇聯形式主義運作的官僚們難以動員勞動力，如果不跟老百姓一起下鄉幹活，一塊上工地，難以被勞動者信服。但如果要用革命意識形態重新動員老百姓，就需要驅使已經學會穿中山裝喝蘇式咖啡的官員們下鄉了。所以，六十年代就有“四清運動”等等一系列大量幹部下鄉的活動，革命意識形態就再次成為抑制政府過份官僚化的武器。

後來這些過程都應該是很清楚的，並沒有真正地發生過西方意義的“左”。

接著我想請大家考慮的是，通常都說過去是計劃經濟搞錯了，我現在的研究證明中國在所謂計劃經濟年代大部分年份沒有計劃，只在1970年以後才搞過兩個五年計劃。
事實上，1950年還沒有計劃經濟的時候蘇聯已經因為朝鮮戰爭向中國投資了，因為戰爭需要大設備已經進來了。到1952年成立國家計委的時候還是蘇聯人手把手地教，也不是我們自己搞的計劃經濟，蘇聯人提出計劃執行投入，中國人按照蘇聯人給的投資具體執行項目，那時候的工廠大都是蘇聯人派廠長，派工程師，派技術員，甚至派技術工人，不是我們自主的工業化。到1957年蘇聯停止投資了，然後1960年技術和管理人員也全被撤走。1957年我們的計委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做了幾個計劃控制數字，也隨之胎死腹中。

所以客觀上雖然有“一五”，但“一五”基本上是蘇聯人搞的。教科書上也有“二五”，但“二五”沒出台，因為沒投資了。然後是1960年代困難時期，到1963年應該出台“三五”停止，是因為這時要備戰了——1961年國民黨開始反攻大陸，1962年發生中印邊境戰爭，1963年開始發生印度支那緊張局勢，期間美機美艦八百多次侵犯中國領空和領海，於是中央政府要搞戰備，上三線。中央的三線計劃卻不是國家計委幹的，是余秋裏帶著七個老同志叫“小計委”操辦的。而原國家計委提出的也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思路——以前是偏重工業，因此“三五”重點是協調農輕重比例。很好的思路。但是搞戰備就不能繼續按這個思路進行了。於是，堅持這個思路的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被撤職，“小計委”也取代了大計委，“三五”因此沒出台。那麼，三五應該從哪年開始呢?應該1963年到1968年期間，但1966年文化革命了，工業基本停產了，也就沒有計劃經濟了。直到1970年才有“四五”。因為，毛澤東請四位老帥做國際形勢分析，世界大戰什麼時候打(我們現在有篇文章解釋為什麼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打了，你們有興趣可以去查)。老帥們給毛澤東的意見是至少二十年內無大仗，如果要打也是在歐洲打，因為帝國主義矛盾還是在帝國主義內部。毛澤東說，如果沒大仗，那我們就抓緊轉向民生工業。於是，開始了“小球帶大球”，中國恢覆了對歐美日的關系，進入了朝向民生工業的結構調整，於是，中國才有了“四五”計劃。

所以，中國整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這前二十年就沒自主地搞過工業計劃，直到1970年決定經濟調整以後才開始由中國人自主地搞“四五”計劃，還主要是為了引進西方資本，形成新的工業結構。可見，中國人1970年代的“四五”和“五五”是為了引進西方資本，調整工業結構的兩個五年計劃。1971年毛澤東親自委托周恩來制定“四三方案”——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開始調整工業結構，但立刻遭到新的外資進入轉化為外債所帶來中央政府赤字為主的經濟危機，於是乎發生了第三次上山下鄉。

如果說六十年代的上山下鄉是1958年經濟危機的結果，1968年上山下鄉是1966年經濟危機的結果，那麼1974-1976年的上山下鄉是七十年代引進外資變成外債帶來的經濟危機的結果。在毛澤東時代，每一次經濟危機都靠上山下鄉向農村轉嫁了城市勞動力過剩的代價，因此城市的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的內生性危機，就都軟著陸了。
1950年以來每一次引進外資都引發兩次危機，蘇聯投入54億美元外資引發了1960年和1968年兩次危機，1971年引進43億美元外資帶來了1974年、1979年兩次危機，八十年代再次更多地引進外資帶來了1988年和1993年兩次危機，然後就是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全面進入全球化，帶來了1998年，2008年兩次輸入型危機。

豎看中國六十年，四次引進外資，帶來了八次危機，其中能向三農轉嫁的就能實現軟著陸，不能向三農轉嫁的砸在城裏引發改革。

這就是真實的經驗，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應該怎麼總結經驗，怎麼歸納為理論，誰利用它，這是政治家的事。作為學者，我只應該客觀地告訴人們真實的經驗過程是什麼。如果先驗地進入某個意識形態化的解釋話語，那就跳不出來了，因為已經被意識形態內在的派性俘虜了。現在社會上有很多學者批評我，我沒法回答，因為我沒派性。我也不想進入派性，因為那就得把我現在達到的思想高度硬要拉回到一個派性的泥沼之中去被宵小之徒們撕咬，這是有點難為我了。

這個激進的一百年其實也可以理解，其間的政治家還有學者都激進，主要是因為被打急了。我們這一代也是過來人，都還理解他們，但作為當代的人，特別是80後90後的年輕孩子們，應適當地自我調整，要從之前不可能自知的老一代留下的意識形態化的話語體系中多少解脫一些。現在很多稱自己是“自由派”的朋友們其實連自主地形成自由話語的表達能力都沒有，已經很難從言必稱西方的“被自由”中解脫，這很遺憾。
以上“中國經驗”大致是一個發展主義導向的一般的發展過程，只不過在特殊的時段有特殊的做法。比如，當外資突然停止時，只能用勞動力集中投入來替代稀缺程度為0的資本，當發生經濟危機時，因為中國幅員遼闊，還因為是典型城鄉二元結構，得以讓農村作為載體來承接代價，否則，積聚於城市的產業資本就難以渡過危機。

例如，當代學者分析農村集體經濟，一般是從西方農業經濟學的理論概念來看農業集體化負面的影響。但請注意，1960城市危機向農村送了1200萬知青，1968年城市危機再往農村送了1700萬知青，1974年以後又送了1000多萬，合計大約4000萬。如果農民是單家獨戶小生產，怎麼接收由於城市危機而不能就業的4000萬知青?只有以集體化為載體，資本內化的政府才有向農村送知青的可能。我是1968年插隊的，插進村去先是集體戶，生產隊立刻就安排房子集中住宿，撥出糧食、油和菜來開一個竈，學生就開始做飯，雖然做得亂七八糟，大家吃不熟的飯就得拉肚子。那段時間的情況清晰顯示，我們所插的那個村是大隊，而不是社員戶。
總之，如果沒有當年的農村集體化，就不可能有向農村轉嫁危機的載體，沒有這個載體，中國就難以度過這幾次經濟危機。國家在沒有形成產業資本的工業化早期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是最弱的，在沒有形成完整的社會化大生產，在沒有產業資本門類齊全的經濟結構的時候，就像剛生下的娃娃，哪怕是發燒感冒就可以要命的道理是一樣的。

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從1961年到2003年的四十年裏，每當人口增長一個台階的時候，世界人均GDP就下降一個台階，差不多每十年下降一個層次。客觀地看，西方1980年代以後發生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但這叫做產業空間平移，真實GDP的增長尚需討論。（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