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6年到2002年，中國這條貨幣化路很漫長，經濟和社會代價都很大。如果做當代史的階段劃分，應該說建國之初的危機乃是民國時期白銀外流引發幣制改革所留下的危機，那時根本不可能靠現在可想象到的任何經濟理論來解決這場危機。
那時候，兩大改變危機的因素值得註意：

第一是中國85%的人口都分了地，農民回到了傳統的小農經濟，具有非貨幣化特性，有沒有紙幣都沒關系，任何一個經濟多元化的村子都可以自我謀生，自給自足;所以占人口85%的農民離開了相對現代化的城市經濟，只要不動他們的土地，就可以自我發展。所以85%的人先穩定下來了，並且能夠定期地提供他們的剩余農產品。

第二是朝鮮戰爭。今天當南北韓局勢重新緊張，黃海在鬧事的時候，最大的贏家還是美國，這個不言而喻，中國不能算輸家，但也不是贏家，或者輸得不多而已。最大輸家當然還是南北韓。當年朝鮮戰爭，西方很多人說是朝鮮侵略，搞錯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北朝鮮因為是勞動黨領導，所以迅速推行了土改。類似於我國在西藏的邊緣地區，像西康、雲南、青海等有藏族土司的地區全面推行土改，只維持藏區不土改，於是推進了土改的藏區的土司奴隸主紛紛逃往拉薩，促成達賴喇嘛出逃。

同理，當北朝鮮全面土改，農民都得到土地的時候，原來的地主富人大約幾十萬人逃向南朝鮮，因此南朝鮮政權更加堅定反對土改。但是南朝鮮的農民不示弱，連續幾年的農民遊擊戰爭，最後打到了漢城郊區，到1949年南朝鮮政權雖然控制漢城，但在郊區就已經岌岌可危了……。當然涉及二戰之後某種地緣戰略格局的變動等就不再繼續論述。只論及因為傳統農民要“耕者有其田”，所以北朝鮮土改影響了南朝鮮，南朝鮮政權風雨飄搖，導致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爆發和不同國家介入朝鮮戰爭的發生，不是同一時間。一般理解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始於1950年10月份，但對朝鮮而言這場戰爭始於6月份，對於美國而言，也是6月20號戰爭一開始立刻進兵台灣海峽，對中國實行封鎖，西方認定中國參加了對南朝鮮的“侵略”，並且聯合國也對中國進行制裁。所以當時中國，1950年6月份剛剛建國不久就被聯合國制裁，被西方封鎖了。而在投票制裁中朝的安理會決議時，蘇聯代表缺席。據理，蘇聯是常任理事國，可以投否決票，但蘇聯沒投，個中緣由留待今後眾人探討，總之這是一場改變二戰後地緣戰略格局的重要局部戰爭。

這是一場把想中立地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中國打入了蘇聯陣營的戰爭，從此中國必須站在蘇聯一邊，成為緊密戰略同盟。這就是朝鮮戰爭故事背後的大背景，很少被人所討論的事情。因為中蘇建立戰略同盟了，蘇聯一改1945年把日本在東北所留下的全部設備連螺絲釘都拆走的做法，向中國東北境內大規模輸入戰爭裝備，這就意味著中國有了突然從天而降的軍重工業，於是獲得城市經濟陡然起飛的效果。

1950年中國從嚴重的民國遺留的經濟危機到高漲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土改剝離了85%的人口與現代經濟無關，於是乎經濟相對穩定，二是朝鮮戰爭打來了軍重工業，讓中國經濟陡然起飛——如果看GDP曲線，“噌”地一下子就上去了，中國立刻進入經濟高漲，明顯過熱的高漲，也因此，中國出現了重大的制度演變。

發展中國家制度構建權在於投資人或投資國，即資本出牌。

別拿豆包不當幹糧，中國被從天而降的朝鮮戰爭打來的蘇聯資本也是外國資本，這個資本同樣要對制度建設說話，跟二戰之後所有的引資國按投資國的給定框架來構建本國的政治體制的道理是一樣的。這涉及的是“左”還是“右”?現在如果一個大投資商說給某個縣建立一個多少億的企業，縣委書記肯定讓全體政府部門都圍著這個投資商轉，盡可能滿足他的條件。1950年代道理是一樣的，所以請各位註意，1950年以後中國構建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叫做“全盤蘇化”。

這可能不是中國人完全自主開展的國家政治建設，當時中國遊擊隊員出身的進城幹部還不知道如何組織有效管理蘇式重工業的城市政府，於是在政府的經濟部門都派駐了蘇聯專家，幫著搞國家政治建設。所以中國政府經濟部門完全按照投資國的要求構建了八大工業部五大經濟委等，全套蘇化政府部門管理業務也搬過來;高級幹部得去學習，後來繼任的領導人都是那個年代培訓學習過來的。大學裏所有現代學科院系也都派駐了蘇聯專家，幫著搞教材，搞管理，搞學科體系建設。無需太多解釋，總之經濟基礎一定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這既是經典理論，也是極其簡單的常識。
前面提到，1957年的很多小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可他們犯的卻是左派“錯誤”，他們反官僚主義，反教條主義，反蘇聯搬過來的一切不合國情形式主義的制度，甚至認為國家所搞的工業化仍然是剝奪工人和農民，工人農民付出的剩余價值沒有獲得體現。請問這些言論是左是右?他們全都被打成了“右派”，至今，當年很多右派都弄不清楚自己是左派還是右派，時間長了很多人就真以為自己是右派了，這就是思想界的大麻煩，中國知識分子何其悲哀，連自己到底是什麼都不知道了。這是我特別心疼他們的地方。後來我跟幾位平反了的老同志成了忘年交的朋友，當年他們都是右派，我把這套分析跟他們講，他們聽了都覺得是這麼回事，但是他們都很難再改變自己的狀態了。我很同情他們。

接下來也在1957年發生的重大事件是，蘇聯突然中止了對華投資。

在朝鮮戰爭開打之前的1950年初，中國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規定當東亞無戰事三年之後，蘇聯全面從中國撤軍，包括撤走以旅順口為基地的蘇聯遠東艦隊。而由此可說在1957年之前中國不能叫完整的主權獨立的國家，至今也不能完成統一。那個年代在中國的大陸本土上仍然有大量的蘇軍駐軍，中長鐵路沿線連同財產在內都是蘇聯控制，中國的大連特區和旅順軍港蘇聯控制。

因此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三年後，1956年中國請蘇聯踐行條約。蘇聯提出中國沒有管理現代軍隊的能力，不能應對現代戰爭，所以要建立聯合空軍和聯合海軍，至少要建立聯合指揮機關。毛澤東的民族主義思想也不是左與右，就直接和赫魯曉夫說：如果這樣的話你把中國拿去吧，我上井岡山。他不允許外國軍隊在中國土地上再駐紮。一戰前俄國在中國吞並的地方最大，已經不可能收回了。直到1957年其應該交回的中國領土才還給中國;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蘇聯不再向中國投資了，這是個涉及國家主權問題的1950年代的最大的變化，當不斷需要追加投資的城市工業化過程突然出現投資中斷，請問這個經濟還能維持嗎?沒有任何人可以維持，蘇式的工業化停了。
因此，中國的上層建築，為了管理蘇聯投資的工業化經濟而構建的科層化政府部門也就不能再繼續正常運作，按說只能另辟蹊徑……。我的助手最近做了一張圖表，因為我們在寫一份報告，叫做《中國的真實經驗——60年裏四次外資八次危機及其軟著陸》(這種分析方法在一般教科書上不會有，等我這本書出來之後希望大家看一看)。在這個圖裏，能很清楚地表示當蘇聯投資的時候，中央政府財政占比超過80%，地方經濟幾乎完全沒有能力，因為主要蘇聯投資集中在中央。
而1957年蘇聯突然停止投資之後，1958年中央財政占比陡然下降至低於30%，而地方上升到占70%左右。

由此，就有1958年鄭州會議要調動地方積極性，中央政府無蘇聯投資，經濟就得停下來，不如讓地方來繼續搞工業化。但地方卻毫無工業化經驗，於是“大躍進”成為發動地方工業化的社會運動。毛澤東當時為什麼進退兩難?是因為中央讓地方搞工業化，地方同志犯了錯誤，又不能打擊他們，還要保護兩個積極性，不能輕易出面糾正大躍進中過於激進的錯誤。大家都以為他太荒唐，其實他是農民、種稻子出身，難道不知道小孩是不能站到田裏的稻穗上的?

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蘇聯的投資突然停了，中央政府隨即完全沒有投資能力了，國家經濟增長陡然下降，於是1958-1960年大危機就爆發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