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普世價值的時候，我說：這如果是一種理念或信仰則無所謂對錯，關鍵看是否能夠負擔西方的政治體制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任何政府上層建築，任何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都是要花錢的，能否有效運作的關鍵還是看成本高還是低，到底誰支付。

現在的問題是，世界已經進入嚴重的政府債務危機時代，政府的債務發達國家占70%以上。其中被認為最具有民主政治和人權道德高度的美國政府，其債務占全球政府債務的一半，為了能使借債可以不還，美國的軍事開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且不說全球虛擬資本交易總量也是美國占一半。

發達國家最大的問題是其構建的民主法治上層建築，原來是有在地化的產業資本作為經濟基礎來支撐的。從197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漸次向外移出產業，到九十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產業轉移，意味著原來支撐這種上層建築的產業基礎大都移出去了，這時候發達國家的上層建築愈益主要靠政府增加債務才能維持，因此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就越來越大。九十年代以前世界政府債務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因為發展中國家要搞工業化，要接受發達國家投資，投資需由政府償還，遂成為國家債務;但這類債務是生產性負債。九十年代以後，主要是發達國家政府因經濟增長緩慢社會開支占比過高而增加負債;這類債務則主要是福利性負債。

發達國家借債幹什麼?50%以上用以投入本國國民的社會福利需求。滿足人們可以少幹活，多休假，多拿工資等方面的需求。但這時卻已經沒有產業支撐了，除了美國，全球衍生品交易的一半在美國。因此資本流向美國。而我們消耗自己的資源環境，制造出貨物送到美國去，然後只能獲得在美國的電腦裏計算出來的所謂“貿易盈余”，但這些貿易盈余我們不能使用，還得資本回流，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最終提高美國的虛擬資本交易規模。於是乎現在變成中美雙方的一種雙輸博弈，即中國是生態環境破壞，勞工問題嚴重，美國是金融資本泡沫化。由此，這個世界經濟秩序被叫做“Chimerica”，中美國，又稱G2。

中國人想改變這種雙輸博弈，開始把貿易盈余投向非洲去搞基本建設，去買礦買地。也是最近幾年，中國剛剛開始把外匯儲備轉向投資的時候，中國就變成了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剛剛建立的“Chimerica”關系立刻被打散了，而幾乎同時，中國的黃海、南海、西藏，還有台灣等關系，也開始緊張了，美國公開表示不允許改變原先二八開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說當我們剛開始想接受這個很美好的普世價值的時候，發現這是一個高成本導致高負債的上層建築。即使我們希望建立，也恐怕需要慢慢積累才能達到那個理想水平。何況那些已經建立的都已經維持不住了。之所以社會成本太高，因為西方政治家在競選的時候不得不承諾更高的福利，而要兌現就要增加政府債務。

更為重要的是，我2010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學的中歐論壇上跟歐洲人講一個道理，他們非常驚愕，說從來沒聽過這種說法。我說：政府就是每年每月通過增發貨幣來制造通貨膨脹基礎，只要國家不出現消費過熱拉動的惡性膨脹，政府就能夠通過不斷增大貨幣分母來縮小債務分子。雖然世界上任何政府領導人都會選擇這麼做，但是加入歐元區的歐洲國家政府卻無法如此，因為貨幣主權轉交給歐洲中央銀行政府就不能再增發貨幣了。亦即：加入歐元區的政府就沒有貨幣發行權了，也就不能制造通貨膨脹基礎來縮小債務分子，於是政府債務就不斷累積。

越是沒有產業的國家，比如像希臘，原來有世界級的造船業，後來都轉移給韓國和中國了，原來還有船運業，現在船運業也搬走了，因為稅收太高，希臘從之前世界第一大造船工業國家調整到現在，　就剩下旅遊業了。那希臘的債務怎麼辦?

美國人可以不還債務，其軍費開支全球一半，而且又是美國把希臘的政府債務評級為垃圾級。於是乎，希臘的債務危機就爆發了，既然國家不能再有匯率政策、儲備政策，也不能再有利率政策，那只能請求歐洲中央銀行救市。這是由於希臘仍然作為政治國家，其基本經濟主權卻都喪失了。

同理，所有加入歐元區的國家，只要經濟基礎隨產業移出日漸薄弱，沒有貨幣主權條件下政府債務就會不斷增加，直到壓垮這個國家的上層建築。希臘和愛爾蘭如此，西班牙也如此。我認為，只要產業和金融作為國家經濟兩條腿的支撐能力不足的國家都避免不了列入多米諾骨牌的命運。只有仍然保留了設備制造業的歐洲中心國家——德法能支撐得住。產業競爭力有限的意大利也不確定。於是乎，最近歐洲中央銀行也開始采取美國的方式，大規模增發歐元貨幣，美國人發六千億美元，歐洲人發七千億歐元，最後是搬起泡沫淹了自己。

所謂激進，包括另外一種理念追求，就像過去要實現international那樣，中國政治家大都以為這套現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我們早晚要實現的，但歷來沒有人去算過制度成本。我多次去歐洲，因為這套關於中國六十年來有四次外債八次危機的解釋，中國人沒有，只有我在講這種關乎國家戰略的研究。但是，國內似乎沒什麼需求，國外有需求，他們一聽都懂;於是，現在我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出口轉內銷。

出去調研多了，你就能發現西方現代化不是一個你想象就能實現的事物。按說中國各界無論左派右派我都沒矛盾，覺得他們說得都很好，我只是請他們先算算賬。當然我不是經濟學家，這個賬也算得比較粗。

當今世界上居於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大都國齡很短。比如德國，原來是三百多個小邦國麇集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它正式成為一個nation state是在1832年。意大利原來也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那裏有四百多個散亂的小邦國，進入近代國家序列是在1847年。西班牙是個有歷史的國家，立國雖然比德國和意大利早，但也不是領土主權完整國家，直到被拿破侖橫掃才統一成為一個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這些西方大多數發達國家政治經驗少，因為他們作為政治國家存在歷史還不到200年。
這個意義上提出告別百年激進，是說我們還是得自己跟自己比。

我們有2500年歷史的大一統國家的經驗。政治上別激進，不要以為2500年的歷史可以被虛無。也許這番話很多同學不願意聽，認為我保守，思想陳舊。那麼就註意我前面的關於經濟問題的分析。

這個思路其實是從清代起一直分析到當代，中間跨越了很多政治上人為的界線，但為了客觀分析只能一概打通。這是我多年來做研究的一個老辦法。當年我做土地制度變遷研究的時候，就是對所有資料不分黨派和政治傾向，也不分國內國外，只要是關於中國土地制度的調查研究，一律按時間排序，以此來看土地變遷的趨向。如果我先被某位先生的某套理論拘束了，這套理論又本來就來源於某一種學術派別的思想，那我肯定就跳不出來了。幸虧不做掉書袋，僅作資料排序，才完成這項研究。同理，我現在做制度演變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研究，也不分政治派別，就把經濟數據作排序。最簡單的辦法往往可能是最有效的辦法。

最近的研究結果讓我有感想，所以歸納成一個還不很確定的提法叫做“告別百年激進”——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就說到這裏吧，說的不對的請大家批評。（完）（愛思想網站2010-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