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各自臨終傳說是詩人各自詩風與人生象征這一角度來比較一下李白、李賀、杜甫三位詩人，那麽，李白情況是這樣的：正如上述所表明的，誕生傳說（“太白星”傳承）→作風傳說（“謫仙人”傳承）→臨終傳說（“捉月”傳承），是系統的三個同質的傳說。李賀的情況是這樣的：沒有相當於誕生傳說之故事，而作風傳說，則是極有個性色彩的“嘔心”傳承——持續作詩直到吐出心臟——成為他詩歌創作態度的象征。不用說，這與“白玉樓”傳承同樣，具有增強李賀“鬼才”形象之功能。

 與此相對，杜甫的情況則是這樣，總體上缺乏傳說故事性東西，有關誕生傳說、作風傳說這些對他來說應該有的傳說卻完全沒有。(34)此外，就是極為重要的臨終傳說本身，由於它活畫出杜甫晚年末期貧窮零落情景，但為了與杜甫“詩聖”這一很高評價相適應，逐漸就有強烈的否定這一傳說的感情和念頭出現，以至形成另外一個關於臨終的傳說，並在其生平闡釋史中（擴而大之到鑒賞接受史）占主導地位。若從杜甫作詩態度及傳記史料看，象杜甫這樣本質上缺乏傳說性詩人，卻有“牛肉白酒”這樣鮮明的臨終傳說，便特別引人注目。對此，可能有下面兩種相反解釋：①這一傳說，至少其源起，有一定程度的事實為依據。②純屬虛構，盡量將非傳說的杜甫人生以傳說化，具有很強的象征性。

 以上考察表明，關於圍繞三者臨終傳說所出現的一系列的差異，不僅是各個傳說的構造和功能的差異，也是三位詩人的詩風和個性的差異在鑒賞接受史上在綜合整體感覺方面的鮮明反映。這一點，還可以將韓愈、白居易那樣與臨終傳說根本無緣的詩人拿來作比較，從而得到進一步驗證，以使問題探討深入。

 這就意味著，著名的傳說，尤其是著名的臨終傳說——不管其史實真偽如何(35)——都含有極大傳記論價值。只把它看作小說家的雜記，忽略了它，或將它作為批判、否定的對象，就失去一個可能含有豐富論述內容領域。而傳說及傳說的形成、繼承原因，僅就客觀方面看，更多的是取決於“作品”和創作作品的“作者”性格本身。

 （劉維治譯）

注釋：

 *　據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載，皇祐六年即至和元年(1054)五十三歲，“廿母憂，居宣城……歲暮，詩人郭祥正來。”梅詩當作於此時，其文字各本稍異。

 而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七〈郭功甫〉）中，除石作采石外，第一句的“聞”作“訪”⑤。清厲鶚《宋詩紀事》（卷二十〈梅堯臣〉）在此詩題月字後有“下”字，“贈”字下無“郭”字，第六句“魚”作“鯨”。王琦年譜中只引開頭六句，基本與《宋詩紀事》相同，但，第一句“聞”字作“逢”字。作“訪”和“逢”，均易懂，在聽到評論和轉述情況下稱“聞”也通。第六句，從後面講到的傳承關系看，顯系“騎鯨”所本。由寥德明校點的《苕溪漁隱叢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已據徐鈔本·明鈔本改作“鯨”。

 ①王瑤《李白》10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詹锳《李白詩文系年》152頁（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武部利男《李白》（上）8頁（中國詩人選集、巖波書店、1957年版）、小尾郊一《飄逸詩人李白》251頁（集英社，1982年版）、安旗、薛天緯《李白年譜》（齊魯書社，1982年版）、斐斐《李白的傳奇與史實》（《文學遺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1993年第3期）等。

 ②關於這點，由合校本《唐摭言校勘記》（《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確認。

 ③王琦注本自序中記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歲次戊寅正月望日”，跋中記有“乾隆已卯(1759)秋九月”字樣。

 ④除筆者自己有關著作已注明此點外，其他如大野實之助《李太白研究》211頁（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59年），岡村繁《李白的政治自負及其本質》（集刊東洋學《東北大學中國文史研究會》，1983年10月），羅聯添《唐代詩人軼事考辨》（《唐代文學論集》下，學生書局1989年）中都注明這一點。

 ⑤但《苕溪漁隱叢話》（前集　卷三十七）〈郭功甫〉項開頭引《王直方詩話》所引本文，“采”、“聞”照舊。

 ⑥清·曹笙南《李翰林姑蘇遺跡題詠類鈔》卷六（光緒八年〈1882〉）當塗縣南寺巷集文堂聚珍本。這裏據《李白與當塗》120頁（馬鞍山市當塗縣地方志辦公室，1987年）所引原文。

 ⑦清·厲鶚《宋詩紀事》（卷二十七）郭祥正〈小傳〉。

 ⑧“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吟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傳》郭祥正）。此外，參照《宋詩紀事》（卷二十〈梅堯臣〉所引《采石月下贈功甫》附注。

 ⑨參照注⑤所引《王方直詩話》。

 ⑩最早繼承“騎鯨”一語用例見晚唐貫休“宜哉杜工部，不錯道騎鯨”（《觀李翰林真　其一》（《全唐詩》卷八二九）。此外，還有杜甫《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仇注卷一）最後第二句“南尋禹穴見李白”的異文“若逢李白騎鯨魚”，也是繼承此一語。注①所標裴斐論已指明。

 (11)關於這一點松浦友久《關於韓愈〈伯夷頌〉的二、三問題——伯夷故事的形成與繼承》一文有具體論述。（見1969年3月《東洋文學研究》第十七號，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會編。）

 (12)參照《禮記·檀弓》（上）“死而不吊者三，畏（①犯法獄死②非罪而死③兵刃所殺），厭（死於巖墻下），溺”。

 (13)關於杜甫溺死一說，參照本稿第（五）部分。另外，關於《千一錄》，翟蛻園、朱金城《李白詩校注》（下）叢說中，引作《方弘靜千一錄》。想是《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等中《素園存稿，二○卷，明·方弘靜》所記之明方弘靜，但該書卻未見。請指教。

 (14)郭啟宏《李白之死考征》（《光明日報》1991年9月7日）

 (15)早先我對此問題看法要點，見拙著《李白——詩與心象》。（社會思想社，1970年。中譯本，張守惠譯《李白——詩歌及其內在心象》，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

 (16)參照村上哲見《杜甫的酒史及其詩》（吉川幸次郎注《杜甫》Ⅱ，築摩書店，1972年8月）。

 (17)參照吉川幸次郎《杜甫與飲酒》（《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二，築摩書店，1968年）。

 (18)參照松浦友久《關於李白在長安的體驗——以‘謫仙’之稱為中心》（上、下）（《中國文學研究》第九期、第十期，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1983年12月、1984年12月）。

 (19)如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中所載賀知章稱“謫仙人”這一重要評語，到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知己〉中就變為“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具有“太白星精”的意象，所以這一推測或較切實際。

 此外，晚唐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武宗會昌三年〈843〉）有一段記載：“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為謫仙，不其然乎”，將“太白之精”傳說作為“謫仙”之評的前提，但，這是在兩種傳說同時並存的晚唐時期，是李陽冰撰的《序》和範傳正撰的《碑》的原樣繼承。重要之點是，“太白精下降”與“謫仙”都是說及相同性質（天才性、超俗性）話題的用語。

 (20)具體作品例子，有王琦注本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三的“詩文”，或注⑥所引《李白在當塗》三，《歷代文人詠懷李白在當塗遺跡》等，多有收錄。

 (21)《采石懷李白》（四部叢刊本《薩天錫詩集》後集·七言律詩）。

 (22)《明皇雜錄》曰：“杜甫後漂寓湘潭間，羈旅憔悴於衡州耒陽縣。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甫遺。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太平禦覽》卷八六三“炙”所引。）

 (23)如清初黃生《杜工部詩說》（卷十一《諸體》）等，即持此見，可以說是有關文獻中普遍之說。

 (24)後述“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仇注卷二十三）。這也是以《杜工部詩說》為首有關諸論所持普遍看法。

 (25)如清初錢謙益《杜詩箋注》（卷八）、金啟華《杜甫詩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還有不僅僅是狹義學術專著的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也是這種立場。

 (26)胡傳安《兩唐書杜甫傳》補正（下）（《大陸雜志》第三十卷第十一期，1965年），黑川洋一《關於〈唐書〉杜甫傳中的傳說》（《杜甫研究》創文社，1977年），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第三篇（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等指出：《杜傳補遺》即成於南宋中期《分門集注杜工部集》的序中所收為“皇宋李觀撰”《遺補傳》。

 (27)仇兆鰲《杜詩詳注·附錄·諸家詠杜》中題作《杜子美墳》並注，“見分類千家注本”。

 (28)杜甫“詩聖”之稱，實以李白“謫仙·詩仙”之稱為前提而逐漸形成以與之相對應，其文學史上的意義，松浦友久《李白在長安的體驗——以“謫仙”之稱為中心》（下）（中國文學研究第十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有較詳論述。

 (29)“呂汲公年譜雲：大歷五年辛亥，是年夏，還襄漢，卒於岳陽。”（四部叢刊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頭諸年譜“嘉興魯撰”，年譜：“大歷五年”）。

 (30)“子美北還之跡，見此三篇（指《回棹》、《登舟將適漢陽》、《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安得卒於耒陽耶。要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知不足齋叢書》第三十集，王得臣《塵史》卷中“辨誤”）。

 (31)“鶴曰……今以詩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友》及《過洞庭湖》詩，其誣不足攻也。”（黃鶴《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卷三十七）。

 (32)當然，應該承認，也有一定程度的variation（變異）。“及賀卒，夫人（母親）諑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於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為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為念。’既而告去，夫人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宣室志》、《太平廣記》卷四十九《神仙》）。

 這也同樣表明，不論是“白玉樓”傳說，還是“白瑤宮”傳說，其傳承本質是共通的。

 (33)與這些傳說具有同樣的象征性而且在臨終傳說譜系中據源泉地位的，是屈原的“懷石自沈”傳說。（《史記》卷八十四《屈賈列傳》）。關於中國文學史臨終傳說的譜系及其意義，另文再論。

 (34)杜甫有描寫自己性格和詩風的詩句“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八）等，但卻不見有第三者關於杜甫性格及創作風格的傳說流傳。

 (35)再具體說，兩種情況各有其含義，基於史實，就表明詩人的個性和創作風格很容易被傳說化、故事化，而如果是虛構的，那麽，這虛構的傳說故事也表明詩人的個性和創作風格很容易被假托。（收藏自 2015-03-27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