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認知型，是19世紀至今的現代話語。從古典話語到現代話語，有兩個重要的轉變：

第一，福柯認為，表征是欲望、需求和生物的反面，意味著限制和蒙蔽，於是突破這個限制，就必須打碎表征的認知範式。這個轉變始於法國作家薩德(Marquisde Sade)。

第二，現代話語的出現，將語言自身凸現為重要因素。福柯認為，在古典時代語言，並不是獨立自足的存在，表征成為統轄一切的“君主”，因而語言自身的功能和位置顯然被貶低了，被表征物佔據著顯赫地位。

現代話語的出現，可以說是語言自覺和自主的時代。福柯寫道：“從荷爾德林到馬拉美再到阿爾托——文學要有自主的存在，並且把自己與其他所有語言分離開來，並形成一條深不可測的鴻溝，唯一的方式只是塑成一種‘反話語’，並從語言的表征或指稱功能回溯到自16世紀以來已被遺忘的這一原始存在。”(13)


所以，“文學把語言從語法，帶向赤裸裸的言談力量，並且在那里，文學才遭遇到了詞之野蠻的和專橫的存在。……文學愈來愈與觀念的話語區分開來，並自我封閉在一種徹底的不及物性中，……成了對一種語言的單純表現。……詞所要講述的只是自身，詞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閃爍。”(14)

從相似到表征再到語言自主性，實際上反映出話語認知型的內在邏輯關係的演變，它表明從能指／所指／相似，到能指／所指，再到能指自身或自我指涉的發展過程。這種話語分析模式對於我們理解視覺文化的歷史發展很有幫助，因為在視覺文化的歷史發展中，也有一個相似的話語演變方式。這種看法結合著波德里亞的觀點來看便可凸現出來。

波德里亞是采用一種特殊的符號政治經濟學觀點，來討論這一問題的。他著眼於符號表征系統的歷史變化，尤其是考察符號與實在世界複雜關係的轉變。他把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文化史，區分為三種不同形態：

第一種形態，是以模仿為主要範式的古典文化，這一文化從文藝復興開始一直延續到工業革命。這種文化的特征是強調符號的理性原則，主張符號與實在世界的模仿或再現關係。這種看法和福柯的解釋是一致的。第二階段是以生產為主導範式，它是工業革命的產物。這一階段符號主要圍繞著模型來組織生產，符號與現實的關係不再恪守模仿或表征原則，符號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自足性。第三階段是所謂的模擬（又譯作“仿擬”）階段，在這一階段出現了一種新的圖像類型——仿像（或擬像，simulacrum）。


圖像符號的生產日益以仿像為文化主因，傳統的符號依賴實在的關係被顛倒了，不再是符號模仿實在事物，而是相反，符號自身獲得了完全的自足性和自身邏輯。它一方面擺脫了對現實世界的模仿關係，而自在自為地存在，另一方面它們又反過來對現實世界施加深刻影響。

這就是虛擬現實的出現，它構成了一種全然有別於傳統和近代文化的新的文化類型。這種看法，可以看作是福柯關於符號自我指涉階段的另一種表述。

有的學者把波德里亞的三分法，概括為“傳統”、“先鋒派”和“大眾文化”三種文化風格。在模仿型的傳統文化中，符號與所指的關係是同一的，有明確固定的意義；在生產型的文化中，符號表現出一種等價的邏輯，符號交換乃是為了所指；到了模擬階段，符號的邏輯則呈現為含混和虛擬，符號交換是為了符號自身。(15) 

我以為，福柯和波德里亞的這種分析路徑，是以話語認知型或符號／現實關係的特定視角來透視文化，並不局限於視覺文化領域，廣泛地涵蓋了諸多文化領域。所以其中觀性在這里呈現出來，那就把話語認知型或符號／現實關係作為一個區分不同歷史階段的圖標，既可以分析其他文化現象，也可用於視覺文化的歷史分期。

依照這個區分，我們便把注意集中在不同時期的視覺文化，所具有的特定認知型或符號表征類型上。福柯和波德里亞兩人的思路也許有諸多差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話語的認知型，有一個從模仿到表征再到自我指涉的過程，或者更加寬泛地說，有一個從符號再現實在到符號虛擬性的歷史演變過程。這一路徑相當程度上涉及到了視覺文化歷史分期的內在邏輯。


(13)同上，第59頁。

(14)同上，第392-393頁。

(15)MarkPoster,ed.,JeanBaudrillard:SelectedWritings(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8)，135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