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年頭，寫戲和演戲都是同樣的費力不討好。寫了戲不一定有人去排演，排演了不一定有人去看，就是有人去看，也不一定有人能欣賞。這都不能不叫從事新劇運動的人們掃興。

原因本來很簡單，任何一種文藝上的新趣味，如果要在民眾中間長得根深蒂固，都得有長時期的培養。話劇的愛好在目前中國不能不算是一種新趣味。作戲者和演戲者不但要創造他們的作品，還要創造能欣賞作品的群眾。

就現勢看，這種群眾的產生還似乎遙遙無期。一般人看不起新劇固不用說，就是從研究易蔔生蕭伯納而養成戲劇趣味的人們也往往還在留戀皮黃和昆曲，寧願花兩三塊錢去聽程硯秋或是韓世昌，不肯花六毛錢去看小劇社或是旅行劇團的表演。他們總覺得舊戲的趣味比較濃厚。有一般人看到這種情形，便替新劇的前途抱悲觀，甚至以為舊戲不打倒，新劇就永不能擡頭。其實這都是過慮。拿西方的歌劇與話劇比較看，我們相信話劇比歌劇得到較大的聽眾，不但是可能，而且是於理應然。我們並不必菲薄舊戲，它和話劇的著重點本來不同，正有如西方的歌劇和話劇的著重點不同一樣。現在一般人歡喜聽舊劇而不歡喜看新戲，是因為舊戲有較悠久的歷史做後臺，而新戲卻還在開荒。在開荒工作未完成以前，話劇的作者和演者還得站“在一種相當的寂寞里”，像李健吾先生所抱怨的。

這種寂寞終久是會打破的。單說表演，我相信在經過同樣的訓練之後，中國人的能力決不在西方人之下。十年前我在上海看過洪深先生所導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比後來我在倫敦所看到的原文表演，還來得更淋漓盡致。當時上海的聽眾也非常踴躍，買不著座位的人往往求人說情，讓他們進去站著看。即此一端，可以證明話劇在中國不一定沒有前途。

我方才說，話劇的嗜好還沒有成為一種普遍的趣味，所以它不能流行，其實稍加思索，這還是不成其為理由。老實說，新劇經過十幾年的提倡而沒有可滿意的成績，錯處並不在聽眾而在作者與演者。目前根本沒有幾個人在寫話劇，寫話劇者之中懂得劇藝的技巧而又肯埋頭死幹，不茍合社會而求速成者更是寥寥。幾部較受歡迎的話劇大半是從外國文改譯過來的。比如我近來接連兩夜去看旅行劇團的表演，四部戲之中——《梅蘿香》，《買賣》，《妒》，《千方百計》——就有三部是從外國改譯過來的。戲劇——尤其是喜劇——是不容易從某一國度搬到另一國度的，一則因為社會背景不同，二則因為各民族各社會的幽默意識不同。以外國觀眾為對象的戲劇，無論改譯得如何成功，到底不免是隔著一層。它不是本地風光，總難得叫你親熱。